一
1903年，赵尔巽从山西调任湖南，面对当地学堂“骚动”，他向学生们大谈民权自由，写下几千字驳斥文章，其中满是西方名人：从达尔文、斯宾塞到马志尼、林肯。不过赵的幕僚披露说，这位新任巡抚只是买了26本《新民丛报》看了半个月，然后记住了这些时髦人物和观点。
这一年正在北美流亡的梁启超成为一种符号，对美国人来说，他是一个伟大而勇敢的记者。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30岁的梁启超既提供见识，也展示勇气。梁的影响力既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全球传播的结果，也是“流亡”身份的赋能。一个传统知识人如何变成现代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并非许知远的《梁启超：亡命（1898-1903）》描绘的主要图景，却依然可以自洽地构成一个叙事线索。
许著笔下的梁启超，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流亡于欧洲的赫尔岑，不仅因为后者在伦敦出版了两份俄文杂志（《北极星》和《警钟》），更因为这位流亡者让日本人重新理解了中国变革甚至中国人本身，正如西方政治思想家通过赫尔岑和巴枯宁重新发现了俄国，他们是“野蛮而恐怖的俄国居民中最早被这样看待的两位”（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
东京接纳康、梁时不无忽视甚至敌意，康有为几个月后被驱逐，梁启超则在日本成长为一个具有现代心灵的中国人。他是清国人，但更像一个来自未来的中国人。“流亡者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习惯性地承担他们的政治义务和忠诚。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们必须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开始什么样的生活。”（朱迪丝•N. 施克莱：《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梁启超的新生活崭新而充满刺激，对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它先传递给了留学生和华侨，随后影响到国内。
19世纪的中国人远离国际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什么，梁启超踏上流亡之旅时也并不清楚。这些异见分子在传统中国只有死路一条，如今却因离开祖国而获得广泛尊重，他们眼里的世界也变得不一样起来。萨义德说，谈论流亡中的快乐看起来有的诡异，但将“整个世界都看成是异国他乡”，确实能激发人的创造性。“大多数人只意识到一种文化、一种背景、一种家园的存在，而流亡者则至少能意识到两种。这种思想意识的多元化能使人意识到天地之大，意识到还有其他共时的维度之存在”。（《流放的随想》）因此，流亡者更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从日本、澳洲、北美看中国自有一番滋味，它所带来的辽阔感可能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最稀缺的东西。
当然，梁启超身上萌芽的“世界主义”并天下大同，而是一种普世文明观念的滋生，即列文森所谓“试图将其他民族的经验和文明与中国的经验联系起来”（《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其目的仍是将中国改造为一个与世界先进文明齐平的现代国家。事实上，流亡中的梁启超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对国家的理解，书中不时加以描述（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新民说》等相关章节）。用梁自己的话说，“民族建国”是“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新民说》）。美洲之行后他甚至公开支持“开明专制”，这种痛苦的转变将成为许知远梁启超传记第三本的开始。
二
“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旧制度与大革命》）如果在戊戌变法后找一个托克维尔所说的这类精神领袖，梁启超当之无愧。相当程度上，这种角色完成于1898-1903年，那正是他一生言论最激进的时期。
事实上，在《梁启超：亡命（1898-1903）》一书里，梁首先是一位抗争者。这位流亡者一到东京就反击当地舆论对戊戌变法的激进指责，他不甘于寄人篱下而是另创新业，他仰慕明治维新精神领袖吉田松阴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吉田晋”，他很快出版新的报纸向国内输出各种“主义”，其中充满了不满，鼓励着抗争。
梁虽一度接近革命者，却没有参与暴力行动。他的主要角色是纸上言论，其中无非两大主题：启蒙“新民”和批判政府。梁把第一张流亡报纸命名《清议报》，言论却并非“清议”，后者是士人群体的一种勇敢传统，可谓忠诚的反对，不过历史上这些人处于一种殉道的个体状态。狄百瑞在《儒家的困境》中将提出反对意见的儒家模范与西方的先知加以比较，认为“儒家学者缺乏能够清晰表达思想的公民所提供的有组织的支持，或者缺乏由舆论工具提供的有组织的支持”，因此易成为所谓“烈士”。现代社会的政治“抗议”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社会力量崛起后的产物。在近代中国，西方人和租界华人出版的报刊酝酿了体制外的反对声音，凭借独特的新闻自由空间，它逐渐演变为一种疏离官方的强大力量。这种“抗议”带有现代政治“公民不服从”的抗争色彩，而并非个人泄愤，最重要的是，抗议者自身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现代国民应有的权利意识和手段。只要看一看1902年连载的《新民说》即可明白这一点。梁在其中深刻指出，只有经过抗争的权利才可以成为权利。欧美历史给了他如下启示：立宪、废奴、信教自由，“何一不自血风肉雨中熏浴于而来”，只有经过艰苦抗争得来的权利，才能“永不可复失”（《新民说》）。
梁启超着力塑造的“新民”形象，自立而勇敢，所追求者为现代国家公民，而非温顺的臣民。他们既需要启蒙，也需要抗争。保中国而不保大清，正是康、梁逃离时身负罪名之一。梁启超虽倾心于现代民族国家，不过他的“国家主义”与清廷并不是一回事。梁在报纸上大力鼓吹国家、朝廷分离，笔下的国家与政府注定潜伏着一种紧张，这种张力寻得恰当时机随时可能导致冲突。尽管梁最终放弃暴力，支持所谓不流血的政治革命。理论意义上却并不否定政权更换的正当性，到了“恶政府之生命与国家之生命，实相克而不并立”时，可以推翻“恶政府”。1907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
舆论家常被批评纸上谈兵，坐而论道。不过正如萨托利所言：“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民主新论》）。“言谈”本身即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其中运用的措辞、劝说可视为一种非暴力政治方式，事实上这种劝喻或教化在古典政治统治和互动中具有悠久的传统。波科克称，政治政论者“通过说与写，他实际上是在借言行事，或者说在作一些‘言语行动’”。梁启超的事业看似无形，实则效果惊人。“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士大夫中的稳健成员变为激进分子是通过接受宣传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经验，那可能就是梁启超的作品。”（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当然，现代舆论带来的惊人效果开始时多数人并不清楚，包括试图管制它的清政府。清末几个报刊法规的制定和操作，事实上支持了注册制和事后追惩，实则带有相当明显的现代精神。
三
《十三邀》的成功和几次娱乐节目抛头露面，为思想巨擘梁启超带来了新的年轻读者，也让一些人对许知远写历史不以为然。我不知道那些说生动的文笔一定缺乏深度和公共知识分子不能在电视抛头露面的，是否为同一批人，但可以肯定的说，这只是一种偏执的浅见。
作为学界“显学”，梁启超的热度这些年一直有增无减，不过职业学者们如何评价许著却相当耐人寻味。据笔者的接触，欣赏者、批评者均不乏其人，这本属应有之义。但这些见解多限于私下表达。在公开场合，他们更倾向于沉默，似乎这本书无论好坏，最好都“敬而远之”，以此划分学者和作家的界限。这与其说略显狭隘，倒不如说反映了当下“知识社会”的真实面貌，如果你参加过几次体制内学术著作“研讨会”，大概就能知道它到底缺乏什么。
不过深究起来，其背后的种种原因却在学界之外，毕竟这是一个不鼓励讨论和表达不同见解的时代。机构学者并没有自主诠释历史的“权利”。事实上，读完这本描述一百年往事的书后，你会发现一个不无尴尬的事实：自流亡到去世的1929年，梁启超所享受的表达自由，依然是2023年他的传记作者和读者们所无法企及的。(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