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会议，一位加拿大男士想搞明白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我停顿了一秒，就像一位旁观者等着看我嘴里会冒出来些什么。然后我说了两点：“我担心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事实’–我们压根不能再就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我担心我们在变成逊尼派和什叶派–我称他们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但毁掉中东民族国家的宗派主义现在正在对我们产生影响。”
以前是人们不想让孩子与一个不同的宗教或种族的人结婚时(这已经够糟糕了)，才会把那些人称为“他们”。现在，“他们”成了一个不同政党的成员。当一名自由派喜剧演员手提唐纳德·特朗普的头颅模型拍照，当总统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在谈到父亲的民主党对手时表示，“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算人”，你知道自己在走向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回家之后，我给对我而言亦师亦友的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打了个电话，问他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塞德曼是帮助企业和领导层培养道德文化的LRN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著有《怎样》(How)一书。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与民主政体根基的攻击，也就是事实与信任这两大支柱，”塞德曼回应道。“我们之所以成为美国人，是因为我们同意达成一种关系，其中包含比我们自身更重要的理想，包含我们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认为它们将是我们一起迈向一个更好的国度的基础，也是在这一路上尊重反对观点的基础。我们也一致认为，正当统治的权威来自‘我们人民’。”但是塞德曼认为，当“我们”不再存在–因为“我们”不再有共认的事实–“也就不再有正当的权威，不再有我们的联合继续存在的统一基础。”
在历史上，我们有过事实与信任遭遇障碍的时候，但这次感觉尤其危险，因为这种情况在被科技和特朗普恶化。有了社交网络和黑客袭击，极端分子能以我们不曾见过的速度与广度传播恶毒言论和虚假新闻。“如今，我们不仅像过去那样极为分裂，而且在被一些廉价的工具积极地分裂开来，这些工具让一个人传播自己的‘事实’变得十分容易，因而破坏了真正的事实，”塞德曼称。现在，这个用愤怒牟利的行业“要么在把我们送入看不到另一面的舒适的回音室，要么促使我们对其他人产生这种道德愤怒，以致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人性的一面，更不用说像拥抱跟我们持同样价值观的美国同胞那样，拥抱他们。
社交网络和黑客袭击也“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个机构深处的运行情况，看到使之运转的人的态度，”塞德曼指出，“它们已经破坏了几乎所有机构和许多领导者的威信，因为人们不喜欢他们看到的东西。”随着共识遭到贬损，对领导人的信任减少，我们现在面临一场全面的“威信危机”，塞德曼称。他将“形式权威”和“道德权威”进行了区分。他还表示，没有具备形式权威的领导层，我们的制度就无法运转，但真正让它生效的，是“占据这些正式职位的领导层–不管是商界、政界，还是学校和体育界–具备道德权威。有道德权威的领导明白他们可以向其他人要求什么，以及必须在他们身上激发出什么。他们也知道形式权威可以赢得或夺得，但道德权威必须在日常领导实践中获得。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此类领导。”
实际上，这类领导人数非常少，以致我们都忘了他们是什么样。有道德权威的领导有好几个共同点，塞德曼说：“他们凭借事实信赖人–不管是明亮的，还是黑暗的。他们被价值观——尤其是谦逊–和诚实原则激励，所以他们会做正确的事，尤其是在他们处在困境或不受欢迎的时候。他们以高尚的目的延揽人才，把他们带上值得自己奉献的道路上。”想想特朗普距离这个定义有多遥远。在特朗普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无法领导我们度过危机的总统–因为他有形式权威，却没有道德权威–而且他每天在Twitter上的表现，是单枪匹马在加速腐蚀我们社会的事实与信任。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了特朗普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身上。
塞德曼解释说，有这么一句格言：“向我要求诚实，我给你我的忠诚。向我要求忠诚，我会给你诚实。”但特朗普对科米的诚实不感兴趣。他只想让科米无条件地给予盲目的忠诚，因为特朗普认为自己有要求这一点的形式权威。“但真正的忠诚不是要来的；只能是被激发的，”塞德曼说。可惜，特朗普是不会改善的，技术的发展也不会放慢。目前最迫切的是，共和党在短期内出现一些有道德权威的领导人物，真正对特朗普进行约束。但这点恐怕很难。
不过，今天这个政治-技术平台好的一面是，领导者可以从任何地方快速冒出来。看看法国新任总统。从长远看，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有更多人–不论年龄、肤色、性别或信仰–在自己受尊重的领域培养道德威信，然后用它做一些大的、有意义的事。用它来竞选公职，开创企业，经营学校，领导运动或打造一个社区机构。这样就有助于把“我们”放回到“我们人民”之中。(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