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读捐款承诺书。它们是富人加入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捐款承诺计划(Giving Pledge)时所写的承诺书。他们承诺在有生之年将大部分财富捐出去，然后写下自己的捐款理念。“我认为，我做出慈善承诺主要是因为愧疚，”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金融大亨乔治·B·凯泽(George B. Kaiser)写道。据说他大约有80亿美元的身家。“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财富，并不是因为我拥有超凡的品格或主观能动性，而更多的是因为纯粹的运气。我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先进的社会里，父母很关爱我。所以，我在基因和养育方面具有优势。”
凯泽认为，他“在道德上有义务帮助那些由于出生的偶然性而落后的人”。不过，他理解事情的复杂性。“虽然几乎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被灌输了公平机会的概念，但大部分人同时又怀揣未曾说出口的、与此矛盾的‘肮脏小秘密’，那就是，基因决定了大部分成就，所以公平是难以实现的。”不过，基于对现代大脑研究的理解，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可以改变基因天赋，如果你早些培养的话。凯泽把大部分捐款用于儿童早期教育。
大部分承诺书的作者出生于下层或中产阶级。他们不相信家族王朝，甚至认为，如果给孩子留下一大笔钱，会毁了孩子的一生。他们的慷慨捐赠最常见的受益者是学校和大学，然后是医学研究和犹太文化机构。在捐赠承诺慈善家中，犹太人所占的比例特别高。年长的承诺书作者通常已找到非常具体的捐赠方向，比如在佐治亚州对抗儿童肥胖。而更年轻一些的捐款者，尤其是科技亿万富翁，确定的方向往往比较模糊，考虑得不够周详。
还有几份承诺书充满特殊的热情。这些人往往试图解决一个与他们直接相关的问题。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成立了快速贷款公司(Quicken Loans)，他有个儿子天生患有神经纤维瘤，这种基因疾病会影响大脑。戈登·冈德(Gordon Gund)1970年完全失明。在随后的43年里，他和妻子帮助筹集了6亿多美元，用于失明研究。这些承诺书引发了我自己的幻想。如果我有10亿美元可以用于慈善事业，我会怎么做呢？我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新组织社会结构。混乱社区的人们需要在充满关爱的关系中成长，帮助他们崛起。精英分子需要与自己的同胞重新联系在一起。
只有关爱的关系才能改变生活，而这样的关系只能在小群体中结成。因此，我会用想像中的10亿美元在美国各地筹建25人小组。小组成员每周会面一次，分享和讨论生活。这些被选中的家庭的成员将一起出游，庆祝生活中的大事。它还会为面临重大决定的成员成立“解惑委员会”。这些小组将为处于人生三个不同阶段的人设立。第一个群体是16岁至22岁的贫穷孩子。他们会在成人主持者的家中会面，帮助彼此度过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
第二个群体是23岁至26岁的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没有体系的时期，很多人遭受终极目标危机。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因此，创立小组的目的是把不同社会层面的人与主持者和导师聚到一起，帮他们找到一个目标和一条道路。
第三个群体是36岁至40岁的成功人士。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更好的体制。这些小组将找出地方和国家生活中的明日之星，帮助在不同党派和团体之间建立亲密纽带，确立一个同情和理解的基线，期望那些明日之星在占据权力高位时，依然记得这些基线。这些小组会针对个人转型所需的四个压力点：
心：通过培养深厚的友谊，小组会在人们进行大胆探索时提供必需的安全的情感联系。
手：成员们必须养成为彼此提供不太沉重的服务和自控的习惯，从而培养公民意识和良好性格。
头脑：每个小组会有一个课程表，也就是一个关于自传和反思的读书清单，帮助成员确立自己的人生哲学，掌握进行公共辩论所需的智识优势。
灵魂：在这个忙碌的世界，成员们将讨论人生意义的基本问题，以便他们掌握指导人生的精神真理。
排外的精英们已经拥有类似的团体和组织，比如骷髅会(Skull and Bones)。我想像中所捐赠的10亿美元将支持社会各个阶层的此类小组，支持能够创建此类小组的活动中心和场所，为陷入危机的成员提供少量度过难关的资金。现在，我只需要一个对冲基金来启动它。(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