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将更像微软还是亚马逊?

我最早上过的经济学课程之一将完全竞争(被评判为好事)与垄断(不被认为是好事)进行对照。一个不那么糟糕的起点是看到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方面是倡导自由市场的奇迹,另一方面是赞成霸王企业的劫掠。但垄断权力经常似乎是昨天的问题。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在1911年被分拆;AT&T在1984年被分拆。以至于当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担心公司太大时,我们想到的是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构成系统性风险。但是,我们正开始再次注意到企业成功(而非企业失败)的风险。

最明显的例子是数字领域的大企业:谷歌(Google)主导搜索;Facebook是社交媒体的巨人;亚马逊(Amazon)统治线上零售。但是,正如五位经济学家在一份新的工作论文中所记载的那样,总体而言,美国商界正在变得更加集中。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和他的同事们考察了美国的676个行业–从卷烟到贺卡、从乐器到高利贷机构。他们发现,在制造业、零售业、金融业、服务业、批发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这六个部门的典型行业里,大型公司的产出占比更大了。

以1980年代初为例,在任何给定的美国制造行业,最大4家公司在行业销售中平均占到38%;30年之后,这个比例变成了43%。在公用事业与运输业中,最大4家公司的占比由29%升高至37%。在沃尔玛(Walmart)和亚马逊主导的零售行业,占比升幅是戏剧性的:从14%升至30%。这一现象令人惊讶。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人们也许预期市场会变得更像完全竞争的教科书模式,而不是更不像。去监管应该会提高竞争程度;全球化应该会让成熟企业面对来自海外的压力;透明的价格应该会让“肥猫们”更难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何竞争没有削弱领先公司的市场地位?最简单的答案是:这些公司非常擅长自己所做的事情。竞争对它们而言并非威胁,而是机会。2007年,只有微软能够跻身全球最具价值的10大公司之列,那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科技企业蕴藏的潜能会有多大。

奥托尔教授及其同事所称的“超级明星公司”通常效率更高。这类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销售,所以利润率更高。谷歌就是最纯粹的例子:它的搜索算法凭借本事赢得了市场份额。其他搜索引擎唾手可得,但大多数人并不使用它们。但是,这一模式适用于更广范围:超级明星公司成长壮大,靠的不是避开竞争对手,而是击败它们。这并非完全是坏消息。但也并非完全是好消息。超级明星公司现象是对人们很少注意到、但令人担忧的一个趋势的最好解释:自19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里,劳动者在经济蛋糕所获得份额一直在稳步减少(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劳动力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大大加深了)。

自1980年以来,美国劳动者–从理货员到首席执行官–在经济增加值中获得的总回报的份额从约66%下降到约60%。这种“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经常被归咎于国际贸易让劳动者的日子更难过,让自由流动的资本的日子更加好过。奥托尔教授和他的同事基本没有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相反,超级明星公司似乎是其中原因。整件事十分简单。这些公司的生产率非常高,能以更少投入实现更大产出。由于具备这种盈利能力,公司增加值中流向股东的部分更多,流向劳动者的部分更少。发生在这些公司里的情况,倾向于在整体经济中得到反映,因为超级明星公司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一切都让政策制定者感到头疼–假定他们关注这个问题的时间足够长的话。所需的政策回应是微妙的:毕竟,创新型、生产型公司的增长是可喜的。这种增长的意外后果才构成问题。这些后果不容易预料到,但存在两种可能性。美国经济最终要么像亚马逊,要么像微软(Microsoft)。如果像亚马逊,未来美国经济的特征是毫不留情的竞争,是消费者的天堂,但却是劳动者的噩梦,并时刻存在着一种风险:霸王企业可能随心所欲地扼杀竞争。

如果像微软,那么未来美国经济就成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妙语“垄断利润的最高境界是安逸日子”的体现。1990年代,曾经杰出的微软决定放下吊桥,把消费者关在里面,把竞争对手挡在外面,由此出名。无论是哪种情形,普通人都会沦为输家–除非他们在得到劳动报酬的同时享受到资本回报。从长远看,超级明星型经济可能成为一个技术乌托邦,谁也不需要靠劳动来谋生。那将要求对我们的经济制度进行一场相当规模的重构;我不会押注碰巧会得到这种结果。(转载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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