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利(Billy)书架也许算得上宜家最典型的产品。它是吉利斯‧伦德格伦(Gillis Lundgren)1978年设计成型的。据说他一有想法赶快在餐巾纸背面画草稿，生怕忘掉。
现在，全世界共有6,000万左右毕利书架，几乎每一百人就有一个。不起眼儿的书架做到如此丰功伟绩，不错吧。毕利无所不在，以至于彭博用它比较各国的购买力。根据彭博的”毕利书架指数”—没错，确有其事—书架在埃及售价最高，刚过100美元，在斯洛伐克还不到40美元。
瑞典南部一个小村庄的Gyllensvanns Mobler工厂内，每三秒钟就有一个毕利书架下线。工厂的200来名员工其实从来不碰书架，他们的工作是监督机器干活，从德国、日本进口的机器，不停地切、割、沾、钻眼、把不同部件组装成书架。输进成卡车的刨花板，每天600吨，吐出装好箱的成品，横六竖三摆好，装回卡车。
工厂接待处墙上挂着1952年宜家收到的第一张家具订单。那时候的宜家可不是现在这样的全球巨无霸。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起步时只有17岁，资金是父亲送的礼物，因为英瓦尔虽有认读障碍、但学习很用功。1952年，年仅26岁的英瓦尔出品的家具目录已经有100页，但是他还没想出平板包装(Flatpack)的主意。那还要再等几年。一天，他和公司的第四位雇员吉利斯‧伦德格伦正在往车上装家具，准备去拍产品目录照，吉利斯说，”这桌子真占地儿，我们应该把腿儿拧下来。”这就是他脑洞大开的时刻！
坎普拉德已经沉迷于削减成本，非常执着，以至于招来其他厂商的抵制。保证价格低廉的方法之一是散卖家具、而不是花钱请人组装。但是，省钱更多的，也正是给伦德格伦带来灵感的问题：运输。比如2010年，宜家调整一款沙发的设计：扶手可以拆下来。这使包装尺寸缩水一半。这样，把沙发从厂房运到仓库、从仓库运到商店的卡车数量也减半，效果：价格降低了七分之一。
再看看宜家另外一款经典产品：Bang茶杯。你可能用过，年销量高达2,500万呢。设计很独特：宽口，渐窄，把儿很小、很高。这样的设计初衷肯定不全是审美。为了节省制作和运输空间，宜家还曾数次微调杯子的高度和把儿的形状。毕利书架也一样。初看上去自从1978年入市好像并没有改变多少，但是成本降低了30%。部分原因是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不断微调，另外一个原因是规模经济。
看看工厂。与1980年代相比，出产的书架高出37倍，但是员工人数只翻一番。当然了，这也要感谢德国和日本进口的机器人。但是，大手笔投资买机器需要对生意有强大的信心，特别是当你只有一个客户的时候：工厂几乎只给宜家做书架。
再说那个Bang茶杯。最初，宜家请供货方报每年100万的价，然后又询问：如果我们保证今后三年每年要500万呢？这一下，价格又降了10%。也许这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每一分钱都要数数。不信你去问著名的铁公鸡坎普拉德。他90岁生日时罕有接受媒体采访，自曝身上穿的衣服是在跳蚤市场买的！据说他出门坐经济舱、开老旧的富豪车。这样节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怎么成了世界第八大富豪。不过，住在瑞士40年逃避瑞典税收或许也有关系。
偷工减料，谁都可以做得出劣质、丑陋的产品；投钱如水，谁都可以做得出牢靠、雅致的产品。但是，要想能成为坎普拉德那样富有，必须能做出既廉价、质量又能好到让人接受的东西。也许，这就能解释毕利书架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
伦德格伦有一次说，他希望设计出的产品”简单、实用、经得住时间考验”。令人吃惊的是，毕利的粉丝也包括那些本应瞧不起批量生产的纤维板家具的人。丹尼尔森(Sophie Donelson)是室内设计杂志《House Beautiful》的编辑。她说，毕利”简洁”、”自由”、”不刻意的摩登”。家具设计师希尔顿(Matthew Hilton)赞赏毕利最有趣的品质：匿名。室内装修设计师桑德斯(Mat Sanders)也有同感：选购基本家具、通过自己装饰达到高端效果，宜家是首选之地。
如果你就想买个书架，毕利是最基本的、功能性的书架，但同时，它也可以是你创意的一张白纸。登录ikeahackers.net网站你会发现，毕利被改用成五花八门的家具：酒架、隔墙、婴儿换洗台。但是，厂家和供应链行家欣赏的并不是毕利的现代感和灵活性，他们看重的–这也适用于宜家整体–是原则：孜孜不倦地想办法削减成本、价格，同时保证绝不降低质量。这也揭示出，现代经济中的创新并不仅仅是那些吸睛的新技术，也包括枯燥的效率体制。
毕利书架的创新、创意和苹果手机不同。毕利的创新在于：在生产和物流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微调、削减成本，同时确保产品广受欢迎、该干的活儿都能干好。(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