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百岁老人见证的美国历史

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活了一大把年纪了–他的父亲出生在美国内战刚结束的时候–也见证了大段的美国历史。然而这位身在异乡的美国人觉得,今年11月他算是目睹了他毕生所见的最糟糕的政治事件,当时99岁的他在巴黎观看了整晚的电视。“我的孙女和我在一起,她泪流满面,”他说,“我不像她那么难过。我经历过其他悲剧,通常是有人离世。但是我想特朗普当选让我更容易去思考早点死这件事。在我身上说早不太准确,但无论如何,我很庆幸我快走了!”

近年来,美国百岁老人–该群体在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数量增加到了7万人以上,并且还在增加之中。莫里斯于12月7日跨入了百岁老人之列,但从他脸上异常平滑的皮肤和浓密的白发上你丝毫猜不出他的年纪。他可能是在记录20世纪的历史方面贡献最大的图片编辑:他从西班牙内战时开始投身这行,在《生活》(Life)杂志上刊登了他的朋友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诺曼底登陆日(D-Day)的11张照片,1972年他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头版刊登了越南“烧夷弹的女孩”(Napalm Girl)照片。他现在仍然坚持工作。他在家里有办公室,我们就在那里见面,屋里摆着成堆的报纸–一张美国报纸的头条标题写着《令人震惊的新政治现实》(A Startling New Political Reality)–和整齐码放、标着“紧急”和“谢谢”的文件篮。不过在特朗普胜选后,莫里斯不由得开始琢磨他毕生奋斗的两项事业–政治行动主义和新闻摄影–是否有任何意义。

他的人生在25岁生日时出现了转折,当时日本轰炸了珍珠港(Pearl Harbor)。《生活》杂志派他搭乘一艘挪威货船前往战时的伦敦,他在那里亲眼见到了“最早的无人机”–希特勒的V1飞弹。“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想要拍摄无人机,其实故事都写在人们抬头看天的脸上。”

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事件后,莫里斯跟随盟军进入法国。他和卡帕、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起,拍摄了许多精彩照片–他最喜爱的一张是一个被俘虏的年轻德国士兵的照片,那个看起来还是孩子模样的士兵盯着镜头。解放巴黎几天后,他来到了这座城市。一位名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当地摄影记者带他四处参观,他爱上了巴黎。“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在巴黎住,”他给当时身在美国的妻子写信说道。1983年,在他妻子去世后很久,他终于迁居巴黎。

他计划在巴黎终老,但在这之前还有太多未了之事。他仍然主持着民主党海外部(Democrats Abroad)的竞选活动,并且对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没能获得党内提名耿耿于怀。“他被那些把民主党当成权力工具的有钱人坑了。我现在的目标是试着改革民主党。”

因此,如今莫里斯只要不是在布展或写新书,就是忙着发表政治演讲。我们翻阅了他的摄影集《我的世纪》(My Century):一张张抽烟、调情或取乐的漂亮面孔,差不多所有人都已经离世了。就连他那共和党籍的姐姐也终于离世了,享年103岁。

上世纪70年代初,《纽约时报》准备了莫里斯的讣告,以为他不久人世了,但他至今健在。“我有两个子女过世了。我有4个子女。第一个女孩在襁褓中夭折,第二个活到了72岁。我三次失去了伴侣。有时我会想,‘上帝啊,让我就这样了此一生吧。’不过我也有快乐的时光。我太太老好了。她有时很让人头疼。她总想一些对我来说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我穿了什么衬衣。但是爱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

他预感未来日子不太平。展望未来的特朗普总统,他回想起了那位下令轰炸广岛的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是个好人,诚实,但他绝不是最适合当总统的那个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扔原子弹,不是一颗、而是两颗。这完全没必要。我常想起杜鲁门,那是一场政治灾难,尽管当时没人意识到这点。”

……

其他灾难接踵而至:莫里斯认为,美国从越战起经历的所有战争都没有必要。“这一点我对我的祖国有看法。”这么说他不认为自己属于“最伟大的一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失败了。我想我们本该成为最伟大的一代,但如果我们待在自己的国土,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

以前莫里斯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通过展示世界,摄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他不那么确定了。“我担心照片被滥用了。特朗普是个惹眼的人,如果他不是老被拍照,我不认为他能当总统。我担心新闻摄影帮他当上了总统。”

回首往事,莫里斯的作品是否起到了什么作用?“好吧,这就是我的症结。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再一次陷入冷战,我会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反对第一次冷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战争与和平。我不认为我们带来了足够大的改变。”但是他会继续努力。(转载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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