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困境

对于相信民主、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眼下的日子不好过。这种意识形态–无论功过是非–已证明了它的价值，但它的卫士似乎已进入冬眠。

欧洲和北美仍是遥遥领先的最繁荣的两个大陆。自由贸易与企业的组合在过去几十年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然而，这套体系现在遭受着各个方向的攻击。保护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政府在欧洲已经相当常见。英国将要脱离欧盟，比利时瓦隆大区的议会一度想要阻止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总统选举象征着民主话语中一切粗俗的东西。文明辩论和实质议题已让位于侮辱和人身攻击。当美国大选变成PG辅导级时，我们知道民主有麻烦了。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正在抬头。欧洲难民危机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运动，使得上世纪90年代末的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相比之下像一所国际幼儿园。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说要对墨西哥竖起围墙，这听上去像是个病态的玩笑–如果他不是当真的话。

威权政府的领导人肯定在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切。但是，我们应该失去希望，向一个威权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世界新秩序低头吗？不，但抵制它并不容易，原因有三点。

首先，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是短暂的，但这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它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领导人曾放纵民族主义运动涌现，他们的反制行动太少也太晚，酿成了灾难性后果。

对2016年的温和中间派来说，关键考验是如何应对当前的民粹主义运动。芬兰已选择将一部分政府职责交由右翼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权力伴随着棘手决策，其后果是，移民、紧缩以及纾困政策导致该党人气减半。

其他国家，比如瑞典，选择将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挡在政府门外，结果自2014年大选以来该党人气飙升。欧洲各国的问题很可能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必须去倾听、去接触民粹主义运动，以免为时过晚。

第二，市场经济有反弹倾向。而当市场经济果真反弹时，民主治理的压力就会减小，人们将不再觉得有必要向现政府发泄不满，或者寄望极端势力(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提供出路。有些人质疑经济增长与负责任的民主政体之间的联系。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掀翻了许多政府，但其他国家展现了韧性。凭借八年的执政经验，我敢说当经济增长时，政治生涯会容易许多。

欧洲可能面临长期的低增长，但很可能没有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见到的那么严重。问题在于如何在福利国家体制下分享这种增长？那些一直被告知全球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人将如何看待这种分配，他们会觉得公平还是不公？

第三，科技发展将加速全球化。政治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3D打印和数字化–的影响有所认知。这场革命将对从劳动力市场到贸易关系的一切方面造成扰乱。好消息是科技将令威权政府的日子更加难过(除了监视)。世界各国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成为反抗政府集权的强大工具。

坏消息是新的机器时代将淘汰大批蓝领和白领工作–从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司机，到X光专家和市场分析师。立法者的挑战是如何应对劳动市场的这种根本性转变。自由国际主义者不应失去信心。归根到底，最终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适应变化，以及我们是否有勇气去捍卫自由和民主。在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制造的喧嚣噪音中，想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随波逐流的愿望是诱人的。

我相信人类是理性的，我们能够弄懂什么对自己最好。如果历史经验还靠得住的话，威权统治、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长期而言必将失败，但短期内它们可能造成很大伤害。民主、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值得捍卫。要生存下来，它们必须适应一场比以往更迅速的全球革命。(转载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