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钱伤感情，何况涉及付出。近期，中国一份官方文件引发不小争议。这份名为《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要求实施财产性收入开源清障行动，实施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行动，提出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负，同时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堵塞高收入者非正规收入渠道，发挥收入调节功能。
这听起来并无不妥，但如何界定高收入者呢？有国内媒体将高收入者界定为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群体，一时舆论哗然，随即引发官方专家紧急发话，表示媒体解读是引申演绎甚至谣言。政策出台之前，每每风声鹤唳，无论最终落地情况如何，这一次12万引发的争议，却实打实地击中了中国城市中产的痛点。
12万的提法，完全是空穴来风吗？回顾以往个税改革历史，在2006年后12万即成为个税申报的门槛，这也是导致媒体解读12万的基础之一。
其次，不谈税收，以收入界定，12万是什么水平？我在公众号《徐瑾经济人》等社交媒体征求意见，发现留言者体现出复杂心态，一方面有人表示12万扣除五险一金所剩无几，另一方面也有人表示对比欧美，中国税率不算最高，更何况即使12万在一线城市也算高收入。
确实，即使放眼一线城市，12万收入绝对不能说低。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2016年一期民生民意调查报告，个人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的占29.70%，“5.1万元至7万元”的占30.60%，“7.1万元至10万元”的占25.30%，“10万元以上”的占14.40%。这意味着，收入10万以上者只是少数。既然如此，为何大家对于12万还是那么愤愤？
然而，真实情况在于，所谓的高收入者很多生活在一二线城市，面对高涨的房价与膨胀的生活费用，12万元其实说不上宽裕，甚至可谓城市“夹心层”。按照中原地产统计数据，上海全市二手房平均成交价已经接近6万元，核心区更是高达9万元，一套100平米的房子，12万元的高收入者不吃不喝甚至不纳税也得50年才能买下。如此说来，这所谓的高收入者其实也难说是真的高收入者。
一边是达到12万收入者为数寥寥，另一方面则是12万购买力日渐稀薄，这与中国烈火烹油的繁荣景象似乎不相符合。探究其根本，这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按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61，而官方数据则是0.481。在众多12万收入者之上，的确存在着一小部分暴富者，其中最富有的1%家庭，却拥有1/3的社会财富。
伴随着中国三十余年的经济高增长，财富分配在最近十年出现进一步剧烈分化，近年阶层固化以及阶层碾压的焦虑密集出现。曾几何时，改革开放界定了中国人阶层流动或者说不认命的思维，自以为奇迹之地，只要足够努力或者够胆够运，命运就可以掌握在手。
近十年来，这种感受却迅速被阶层固化的焦虑代替。暴富者高高在上无需承担与他们的财富不相匹配的义务，苦逼的中产阶级却必须时刻紧盯自己的钱包，免得一不留神就坠入他们看不起的下等阶层中。从抱怨被中产到12万引发的愤恨吐槽，可谓集体焦虑的意外投射。
站在更大的背景看12万争议，更在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与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之间的紧张。中国财政收入近些年来结束了高速增长阶段，从以往两位数增加变为个位数，未来也难以重振雄风，与此同时，财政开支却一直以两位数水平高速增长。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自然感到力不从心，财政赤字也连年大幅度扩张。以2015年为例，当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同口径增长5.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68亿元，同口径增长13.17%，财政赤字也会突破2万亿元。
压力之下，个税征收也成为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按照2015年财政收支数据，2015年个人所得税8,618亿元，同比增长16.8%。对比之下，2015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9%。
财政下滑导致财政征收压力可以理解，但简单地期待加收个税缓解压力，并不明智。一方面，城市中产尚在培育，而个税收入并不算财政收入大头，从原则上讲，个税改革方向应该是收入调节与减少赋税，而不应该以增加收入为目标；另一方面，个税事关人人，每一次改革都会引发大小争议，在信息不透明与利益格局纠缠的情况，处理不周，可能引发人心震荡。
我曾强调，缴税不是交保护费，而是法治的手段。财税改革事关中国经济大局，妥善解决可以缓解不平等困扰，也可以助力经济转型，但目前仍旧存在不少难点，加强个税征收等政策，必须与强化财政透明、增进民生开支相挂钩。收入对应着开支，而民间、学界呼吁预算透明多年，迄今进展不尽如人意；纳税对应着福利，增进民生开支本来应该是积极财政政策应有之义，但在利益格局之下，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社会保险统筹等方面举步维艰，公众难以完全感受到与纳税相对等的福利。
谈钱伤感情，但是金钱也意味着自由与权利，而赋税往往也意味着责任与义务的对等，付出越多，期待也越高，这种诉求很公平。(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