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前，一波出生于欧洲的创业者和技术专家打点行装，前往硅谷。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有许多因素把我们吸引到那里，包括对创业者而言魅力很大的创业活动大爆发，以及苹果iPhone的问世–这是手机历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时刻。但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这样一种意识：如果对技术有激情，而且有志打造一家大公司，那么你就不能舍弃硅谷在其他地方折腾。
如今，我们在大西洋另一侧经历着一段可比的快速成长期。科技明星，比如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Dropbox的德鲁•休斯顿(Drew Houston)等，鼓舞了从赫尔辛基到里斯本、从塔林到特拉维夫的一整代人才。欧洲各地的成功创始人成了本土英雄，缔造了不少知名企业，如斯德哥尔摩的Spotify、哥本哈根的Unity Technologies，以及伦敦的DeepMind和Deliveroo。
欧洲科技领域的这场活动狂潮酝酿了很久，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个人们未曾注意到的趋势：欧洲创业者源源不断地从硅谷返回故土。他们带回了经验、深厚人脉和全球抱负。这一点产生的影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十年前，对许多欧洲人而言，到达硅谷时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是相当大的。那时让我吃惊的第一件事情是人脉被给予的价值。第二件事是那种勇猛的闯劲。一名23岁的创业者刚刚创立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就会毫不犹豫地谈起他们的“全球抱负”。
第三件事，是那种最优秀人才在考虑下一步职业方向时，选择股票期权而不是薪水的环境。那种思维方式–仍让欧洲大部分地区感到陌生–培育了一种推动人们把事业做大的创业氛围。
快进至2015年，在美国为优步(Uber)和Dropbox效力、并在WhatsApp当了一阵顾问后，我断定，回国的时刻到来了。回到伦敦后，很快就变得明显的是，我回到的是一个彻底改变了的欧洲科技生态系统。
这种文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在硅谷工作几年后逐渐决定返回的创业者们。当然，很多欧洲创业者仍在投奔硅谷–毕竟，在今年早些时候加州统计的65家“独角兽”企业(估值达10亿美元或更高的未上市企业)中，起码有11家的创始人是在欧洲出生的。但是，欧洲创业者们不再购买单程票。
如今，无论我前往欧洲什么地方，都会遇上美国西海岸的“老兵”，他们觉得这里的机会开始与美国可以相提并论。他们意识到，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投资水平是严重不足的；而得益于欧洲的数学、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质量，初创企业具有打造事业的基础–而且聘用工程人才的成本只有硅谷的五分之一。
此外，此前在欧洲构成障碍的问题不是被解决了，就是消失了。便于获取资本和顶级人才、加上创业者回流、以及开发者工具和服务唾手可得，意味着欧洲更有可能涌现独角兽。
十年前，美国缔造了科技革命；为了参与其中，欧洲创业者不得不飞过去。如今，随着一代欧洲创业者和技术专家回流，欧洲开始谱写科技革命的下一章。(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