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前，在这个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偏远岬角附近发生的一场海战，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上周，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飞抵这里和夏威夷僧海豹一起游泳，引起了外界对另一场更安静的战争的关注。他发起的这场战争的打击对象，是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反常的暴风雨、致命的旱灾，以及这个在自己排放的烟雾中喘不过气来的星球出现的其他症状。
天上也许不会有炸弹落下。也没有迫在眉睫的枪炮声。奥巴马此刻看到的是显示地球变暖的图表。“它们很吓人，”他最近在火奴鲁鲁接受采访时说。“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它不是瞬间发生的灾难事件，”他说。“而是一个缓慢发展的问题，人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它，看到它。”奥巴马常说，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长期威胁，也是一个已经通过干旱、风暴、酷热和洪水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危险。他认为，自己担任总统期间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影响最深远的不是医保，不是挽救渐渐下沉的经济航船，也不是史上首位非裔美国总统的身份，而是他为减缓全球变暖而采取的行动。
奥巴马说，在任七年半间，多数美国人开始认为“气候变化是真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对此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他实施规定，要求从汽车到煤电厂的美国经济诸多领域减少会导致全球变暖的排放。他是巴黎气候协议的核心促成人，而该协议是首个让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气候变化与奥巴马的崇高理想是相契合的–批评人士会说这是救世主冲动–但也暴露了他的软肋，即无法在一个要求两党共同应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哪怕是在他自己所在的政党内部。
奥巴马承认，他为拯救地球发出的战斗口号，未对美国民众起到激励作用。因为一些政策，他受到严厉抨击。反对者认为他是在滥用行政权，相关政策给经济造成的负担太大。这导致奥巴马在气候问题上的表现有了不寻常的矛盾：在国外取得历史性的成果，在国内却遭遇令人沮丧的挫折。在全球变暖威胁的激发下，奥巴马做出了任内最具水准的一些外交动作。这使得美国与一系列协议和海外义务绑定在了一起。但他独自行动的决心激怒了反对者，致使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呈现两极化趋势，并且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
“听天由命”
八年前，当奥巴马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角逐总统之位时，两人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立场大体上一致：它是人类造成的，国会应该进行立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逼迫污染者购买和交易排放许可，实行排放许可制将逐渐减少温室气体的总体排放。
但2010年夏，奥巴马试图推动国会通过的“排放限额与交易”议案遭到两党参议员的否决，未获通过。“人们本来希望领导人能带来变革，就像肯尼迪做的那样，”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所长汉斯·约阿希姆·舍恩胡贝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说。为了在哥本哈根通过一项备受期待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而采取的行动，在2009年以失败告终。之后，在世界舞台上的失败加剧了在国内的失败。
挫败之下，奥巴马似乎退缩了。在2012年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竞选角逐中，他几乎没怎么提起过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但是大选日结束不久，在与多位历史学家就本国面临的挑战展开广泛探讨时，奥巴马用一段出人意料的陈述打断了谈话。参与讨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回忆道，“他毫无征兆地说了一句，‘如果我们不在气候问题做任何努力，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奥巴马深知竭力推动立法将是徒劳无功的，于是便让顾问们研究如何能绕开国会实施大幅减排。他们发现通过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可以实现这一点，该法规赋予了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权力，使之可以推出针对有害排放物的规章。2014年，奥巴马公布了规章初稿：一套《清洁空气法》规章，可能导致数以百计的燃煤发电厂被关闭。它后来成了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
与中国联手
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不厌其烦地提到哥本哈根的故事：2009年12月，在气候会议濒临失败之时，两人得知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领导人正在单独举行会议，刻意将他们排除在外。二人不顾一名中国警卫的阻拦，闯入了会场，与几位有点尴尬的领导人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激烈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为减排设定目标的协议。
同样被排除在这次谈判之外的欧洲，嘲笑该协议没什么用，但奥巴马从中有所领悟。他表示，一项全球气候协议不能只是在发达国家中达成的协议。它必须包含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后者厌恶被施加从来不曾应用于富国俱乐部的标准。任何协议都得由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排放国美国和中国牵头。
奥巴马开始劝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一起设定颇具雄心的减排目标。因为中国黑客对美国企业的攻击，两国关系已经非常紧张，美国又不肯直面中国将南海殖民地化的缓慢行动。2013年，在加州“阳光之乡”(Sunnylands)庄园举行的一场峰会上，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初次非正式会面也没能打破坚冰。
不过这次会议的确制造了一条重大新闻：各方同意探索减少氢氟烃排放的方式。氢氟烃是一种用在制冷剂中的化学物质，对全球变暖影响非常大。有关该化学物质的最终国际协议有望于下月在卢旺达得到正式批准。“在这一点上，奥巴马和习近平能达成共识，”比尔·克林顿总统(Bill Clinton)的幕僚长约翰·D·波德斯塔(John D. Podesta)说。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时聘请他领导气候方面的工作(波德斯塔现在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主席)。
波德斯塔和国务院气候专员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开始与中国进行艰难的谈判。他们得到了克里(Kerry)和奥巴马的支持，后者给习发了一封信，提出如果中国承诺设定最高排放量，并逐渐减少排放，那么美国将承诺在2025年之前提高减少碳排放的目标。中国过去拒绝类似的协议，不过奥巴马指出，该国的空气污染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在中国，访问量最大的Twitter页面是北京的美国大使馆(US Embassy)发布的每日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奥巴马说，“我觉得中国准备比之前做出更多努力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最大的顾虑往往是政治稳定。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政治软肋是环境问题。去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有时呼吸都困难。”奥巴马2014年宣布减少火电厂排放的声明对中国也有所影响，凭借这一声明，克里和他的气候外交官团队在与中国的数月会议中获得了他们需要的影响力。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和奥巴马在紫禁城旁中国领导人的办公居住地漫步走过一座桥之后，签署了协议。
“搞定中国之后，”奥巴马说，“现在我能去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国，对他们说：‘瞧，我们不期望贫穷率高、人均碳排放量相对较低的国家和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做得一样。但你们必须做些什么。’”一年多之后，美国在巴黎主导了195个国家参与的谈判，达成了史上最重要的气候变化协议。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中国杭州，奥巴马和习近平正式宣布两国遵守巴黎气候协议。对奥巴马来说，这不仅是对哥本哈根失败的弥补，而且是他的美国全球角色理论的证明。“有些事情是美国可以独立完成的，”奥巴马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切实解决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最重要的角色是领导者、愿景制订者和召集者。”
一项雄心勃勃、引发分歧的遗产
对他的继承者来说，奥巴马留下了一个雄心勃勃、引发分歧的遗产：很多有望改造美国经济、但很可能引起共和党持续批评的新排放政策，以及在巴黎做出的一项激进的–有人说不切实际的–承诺，也就是，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80%。他承认，所有这些可能会因为选举而前功尽弃。“我认为，可以说，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环境保护局(EPA)的运作方式会跟现在有很大不同。”
不过，克林顿将面临奥巴马已经面临的党派抨击。他指出，和自己一样，克林顿因为承认煤炭开采在21世纪经济中的地位将逐渐降低而引起煤炭大国的抨击。奥巴马所押的注是，随着自己的政策融入经济体系，任何人将难以动摇。他说自己的继承者应该发扬过去的胜利，包括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等共和党总统取得的胜利。
奥巴马说，他本人计划在卸任后继续积极对抗气候变化。他在中途岛参观野生动物时，停下来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评论。“我希望，”他说，“作为前总统，我也许能对我的一些共和党朋友产生更多影响。我觉得直到现在，他们一直抵制这方面的科学结论。”(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