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脱胎于以色列之行的日记
今年二月刚刚开学的时候，我跟一位中国同学走在去哈佛广场一家日本拉面店的路上，聊到STEM签证政策(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编注)。那段时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关于取消STEM优惠政策的讨论很热烈，也就意味着STEM专业的学生的留美几率可能大幅降低，需要更紧迫地考虑回国发展这个选项。我们并没有聊到任何家国层面或者与爱国主义情怀有关的话题，他很自然地说，“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比我原来设想的或我同班同学想的要好多了。”
他在哈佛学习计算机专业，身边也有不少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同学，有些人是把留在美国当成个人发展层面的“救命稻草”的，因为回到祖国意味着放弃太多：待遇，机会，文化上的再适应。而对于他而言，今天中国庞大的市场，市场中的繁荣，与世界的接轨，即便不能给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提供在美国工作的优渥待遇，但也一定让这些青年有所作为。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国家层面的强大能怎样影响一个个体的选择，“我当然关心签证政策，但没必要太过担心。”他的话让非STEM、并且也从未考虑过留美的我深以为然。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留美只是选项之一，不是唯一。
今年三月在以色列–也就是演讲中两个事例的发生地，我一次次为犹太人去国还乡的命运感到悲怆，为这个二战期间没有自己安身立命之所、被四处拒绝入境的民族感慨。固然无论是国际事件，还是国家命运，都没有可比性，任何类比也是对巴以人民奋斗的片面解读与不敬，我还是不由自主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这份不由自主和爱国无关，是身份上的关联性与长期记忆的熟悉感，让我不由自主。我觉得犹太人的命运并不陌生，两个民族为家园而战的冲突也不陌生，“回家”究竟是心安理得自然而然，还是一场需要流血流泪的艰难抉择与抗争，这样截然不同的对比更不陌生。回头看几代中国留学生赴美、留美不同的心态；再往更早的时候看，看近代史上中国人的漂泊–也许不像犹太人一样漂泊在路上，但多多少少漂泊在家国前途未卜的心路上。越往回看我就看到越多，于是我从以色列回到波士顿的第二天就写下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就是现在被不同平台命名为“国家强则少年强”“国家给年轻人最好的礼物是自由选择的权利”或“国家层面的安全感”的演讲前身。
关于电视表达
写完这篇日记过了几天，《我是演说家》第三季节目组联系上我。梁植师兄第一季夺冠后向节目组推荐了我，去年暑假我们有初步的沟通，当时由于我还在美国念书，就先搁置了第二季。再次联系上之后，我们开始挖掘有什么可讲的，或是想讲的话题，我很自然地想到刚写下的这篇日记，我说我想谈谈在以色列的见闻感想。从当时三月到真正站在台上演讲的六月底，期间我也对参加电视节目和公共表达有所迟疑。我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参加节目，但确定的是，如果参加节目就会讲这篇稿子。
坦白说，我不知道这次演讲的效果会是怎样；在电视媒体大幅受到网络冲击的今天，我甚至不认为这场演讲会被很多人看到。我最忐忑的是，会被多少人反对，会被怎样反对。从一篇个人日记的角度，我写我的见闻，我抒发我的感想，一己之言而已；然而在公众场合，从任何视角，以任何方式，但凡谈论到“家国”二字，话题之大，情感之自然又微妙，复杂又丰富，我预料到了其实比实际更多的质疑和驳斥。
我们作为中国人真的那么有安全感吗？
什么层面上的安全感？在我所表达的国家层面、国民身份上的安全感，有；在反对声音所提到的，实际生活层面上的安全感，有人觉得有，有人觉得没有，有人想要更多，而我们也理应拥有更多。换言之，前者是安全感，后者可以被称之为安全感，亦可以被理解为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一座房子建得稳，禁得住风雨，岿然不动；也许房间内部的装潢、家具、电器需要维护翻修，但两者毫不矛盾。)
什么是自由选择的权利？
我所理解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是其中一种选择相比于另一种，不必牺牲太多东西。回到文章开头那次聊天，是否回国只是单纯的选择题，不是逃离或“人往高处走”，选择留下的人不是因为“必须”，选择回来的人亦不是牺牲小我、只为奉献的民族英雄。
最初中国人去美国，赤手空拳，输出劳力，用汗水乃至生命，换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唐人街安家落户。到后来，上世纪末，一批一批中国留学生带着知识、技能，来到美国的大学和实验室，不用再住唐人街了，他们把家安在宁静的郊外，安在中产阶级的洋房，在实现物质生活飞跃的同时，也实现了一部分自我。
但是今天，2016年，留学生群体在去与留这件事上呈现出多样性。我的身边，有人因为创业而回国，加入国内风起云涌的创业浪潮中；有人带着理想回国，在村官的基层岗位上感受祖国的厚重；有人休学回国，在国内的智库或学术研究机构里，换一个地理坐标，继续追求真理；当然也有人，在华尔街，在硅谷，在世界银行，在美国的各行各业，各个城市，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你问他们为什么要回国，或者为什么要留下，我想很少有人在今天还会回答你，因为“地大，钱多，人傻，速来”或者“生个孩子一出生是美国人！”。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因为有了很好的机会”，“因为我挺喜欢美国的”，“因为我适合这里”。这样一份基于发展机会、基于喜欢和适合而作出的选择，就是自由。
和父辈不同，我们所处的不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不是一个机会缺失或文化狭隘的社会，我们不用因为在哪里可以找到体面的工作，在哪里可以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在哪里可以有最前沿的信息而作出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因为祖国和外国都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还不错的物质生活和发展机会，而两个国家各自都有一些产业和市场，适合不同性格、不同专业的中国人进行发展。我们留下，只是因为那片土地有着更多我喜们欢的机会，而我们回来，同样也是因为经过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发现祖国也充满了机会。
祖辈父辈们当年出国，背水一战，“美国梦”三个字固然精彩，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今天我们出国，进退自如，除了美国梦也有中国梦，我们根据自己内心的感受，诚实地选择做美国梦还是中国梦，我相信两个梦，都会美梦成真。
和动荡国家做横向比较，合适吗？
在演讲中提到的叙利亚同学，是在“大国的竞争”课上认识的Lina。她童年因叙利亚内战随父母姐妹移民，定居华盛顿。去年冬天，家里远房堂弟被阿萨德政府征兵，全家想着拿钱息事宁人。我跟她从这件事聊到叙利亚局势，她说，“阿萨德是坏，但叙利亚现在闹哄哄的又好到哪儿去了呢？横竖都是坏，我已经不知道哪种更坏了。中国国情是很复杂，很多问题，但是你们中国留学生只要想回国就分分钟回得去。慢慢来，中国好歹是稳定的，不流血，也不求外国‘人道主义干涉’。真的要稳。”
她让我明白了稳定的意义何在。于人于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或不幸而内自省也，我觉得无可厚非。毕竟，我们天天喊稳定，不稳定的记忆也不过几十年前，并不遥远，更不陌生。
话语权是什么给的？
话语权是文明世界给的，是要被伏尔泰先生誓死捍卫的权利–这是理论层面的权利。而不被落实的权利，没有被转化为观点且没有被倾听的话语权，多少有点儿虚。
说我的个人经历吧。留学生在美国都有一个坎儿，除非你有极其明显优越的个人特质，或者特别熟悉他们文化，或者内心特别强大，否则拿什么去参与，去展示，去找自己的位置？你总得有点儿什么，能说点儿什么，并且你说的不太容易被一般美国人找到漏洞。我说中国，因为我熟悉，且他们感兴趣，课堂讨论根本绕不开。我不用多看什么书，多了解什么理论，课堂上被问到中国有关，我就知道多少说多少；慢慢地说多了，表达的自信、更加重视表达的渴望也就建立起来了。今天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慢慢褪去了“书呆子”“安静内向”等固有形象，有了更多表达表现的机会，不完全是因为英文更好了，出国更早了，或者美国人更友好开放了，根本上还是因为我们代言的那个产品更引起大家的兴趣了，那个产品叫中国，我们都是代言人。(其实不仅仅是护照意义上的中国人，今天的中国赋予所有与中国有所关联的人–包括华裔、会说中文的人、教授中的中国专家、中国通–一张“中国牌”可打。)
国强则少年强？国不强，少年就不能强吗？
都能强，区别在于是乐强，还是哀强。换言之，国不强而少年强(比如以色列)的强，是一份哀兵必胜的精神，是寒门出贵子、逆境出人才的悲愤之强，也是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强。相反，国强而少年强的强，更多是一份因幸运而坦然的内心强大，不必憋着一股劲，不必忍辱负重，在顺境里也能一路凯歌的强。如果时代注定要哀强，当仁不让；如果命运可以乐强，何乐而不为。
写在最后
“奇葩说”的马东老师曾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而被理解，被善意和宽容地理解，被意想不到鼓励着地理解，是我此刻最大的幸运。在关注和讨论中，我被大家带着，继续思考我自己说过的话。再思考，再表达，我意识到辞不达意是比被误解更绝对的宿命–毕竟，即便我的思考和表达都带着我个人必然的局限，我也已经收获了太多的理解。感谢FT中文网，给我一个“让辞更达意”的机会。表达最终会陷入更多的表达，此刻我最想表达的，是这篇演讲真实的台前幕后、前因后果，更是对所有关注与鼓励、批评与建议深深的感谢。(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