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每周都会出现在我的电子邮箱里，一点一点地啃噬着我的灵魂。友善的语言，微笑的表情，以及迎合自尊心的社交邀请，所有这些都被我心怀愧疚地忽视了。原因在于，我认同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的概念–即我们灵长类动物的大脑限制着我们有能力保持的有意义的社交对象人数，使其不超过约150人–而我在领英(LinkedIn)上的好友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人。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教授提出了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数字。邓巴发现，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罗马帝国的军团，到一份普通的圣诞节贺卡寄送名单，人类群体的规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就此提出假说，即我们的社交注意力并不是在150个知心朋友之间平均分配的，而是像洋葱那样分层分布；5个最亲密的联系人位于我们社交圈的最里层，外一层是10个人，再向外的两层分别是35人和100人。
现在，一项针对手机通话的研究试图检验邓巴教授的假说–即我们的感情亲密度是像俄罗斯套娃那样分层分布的–进而帮助理解我们如何给自己的社交关系分层。在芬兰阿尔托大学理工学院(Aalto University School of Science)同事们的合作下，邓巴教授研究了2007年欧洲的手机通话数据集，这其中包含了3,500万用户进行的总计60亿次通话。两个人之间通话的频率是反映他们感情亲密度的近似指标。数据中剔除了那些仅做紧急呼叫或仅拨打商务电话的人；只有那些和至少100个人多次往返呼叫的人被包括了进来。
通过梳理通话的人际网络和应用聚类算法，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倾向于将他们的社交圈划分为四至五层。平均而言，社交圈分为四层的个体拥有4个最亲近的知己，往往是亲戚，他们与这些人的通话最为频繁，再向外一层有11人，最外面的两层分别是30人和129人。
对于那些社交圈分为五层的个体来说，每一层分布的朋友人数略有不同：3个最亲密的联系人在最里层，往外的各层依次是7人、18人、43人、和134人。上述分析结果上月出现在了arXiv网站上，科学家们向这个网站上传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于学术讨论(有些时候–当然并不总是如此–这是在由同行评议的正式期刊发表的前奏)。
尽管根据这项分析，社交“分层”的概念似乎是站得住脚的，但分析中指出的差异或许意味着，分层的层数对应于不同的社交倾向。从上述研究衍生出的一个观点是，社交圈分为四层的个体也许是内向型人，而社交圈分为五层的个体可能是外向型人。
这篇论文有其局限性：它仅仅考察了一年时间内的数据。友谊可以是短暂的，因时因地而变，并反映我们在特定阶段的生活状态。联络的频率并不总是与友情的深浅成正比；长期关系常常不需要密集的看护也能茁壮发展。
但同样可能的是，这项研究捕捉到了友谊的独特快照：2007年的数据集代表了智能手机普及之前的社交格局，早于人们开始习惯性地在移动设备上通过Facebook或其他网站维持友谊。研究人员指出，这些数据还表现出了颇有说服力的一致性。它直观地映照出了真实生活：即便搬家或者换工作会导致我们所处的环境随之改变，老相识也会被新朋友所取代。社交分层的具体人员构成或许会发生变化，但分层本身保持不变。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拥有超过200个的有意义社交关系。这一上限应促使社交网站在一个数字意义上人际关系混杂的时代完善他们的服务。持久存在的与他人联系的人性需要–如今这种愿望按一下按钮就能得到表达–最好与大脑无力应对过度数字化交往的局限取得平衡。
在通常的接受或拒绝一项邀请的二元选择之外，还应有第三个更有礼貌、同时在科学上也更准确的选项以供勾选。该选项应表述如下：“并非我不愿你加入我的社交圈，但我目前还在等待我的第四个社交层出现空缺。”(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