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Spotlight)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时，每一位纸媒记者都欢呼雀跃。但对那些调查恋童癖神父的勇敢的《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记者的颂扬，抬举了我们这个行将就木的行业。大多数人并不信任我们，也不再购买我们的产品。尤其是，从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民粹主义者，都靠侮辱我们谋生。
更糟糕的是，他们说得有道理。这些民粹主义者的崛起让我们困惑，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很少去他们的支持者所生活的地方做报道–那些地方大多是远郊地区和贫困的外省城镇。西方国家的记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都挤在少数几个富裕的大城市里，与像我们一样的人说话。难怪被我们排除在外的人很愤怒。
聪明的统治阶级知道在遭遇民众的愤怒情绪时该做什么：稍微改变一点点，从而让一切能够保持不变。一个经典案例是19世纪的英国：通过逐渐让更多普遍人获得投票权，上层阶级避免了革命，握紧了权力。而面对当今民粹主义的崛起，媒体就像每一个统治群体一样，需要改变。记者应该分散到外省各处，听一听普通人的声音。
全国性媒体对大都会的报道很可能一直都太多了。当我还是一个伦敦少年时，我开始阅读英国报纸，当时我以为我读的是伦敦的地方报纸，因为几乎所有新闻都和(泰晤士河以北的)伦敦有关。第一次去了伦敦以外的英国，买了一份全国性报纸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就是一份伦敦的地方报纸，只是叫做全国性报纸而已。
直到21世纪初，西方国家才拥有了强大的地方报纸，包括《波士顿环球报》和《约克郡晚间邮报》(Yorkshire Evening Post)。外省的新闻得到了报道。
然后互联网摧毁了地方报纸。即使是《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减员了，其发行量也一落千丈。今天，大多数尚存的记者生活在布鲁克林、伦敦北部和巴黎中部等代表正宗大都市的区，他们看起来就像他们所报道的精英一样。一个政府委任的委员会在2014年发布的调查报告《精英主义英国？》(Elitist Britain?)发现，英国“前100名专业媒体人”中有54名曾就读私立学校。记者、政界人士、高级公务员和商界人士同窗求学、结为连理或者比邻而居。
诚然，首都需要大量记者，因为首都是权力的中心。然而，现在首都的记者太多了。结果是，只有聚焦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对英国退欧问题立场的“首都内”报道，而没有深入外省探究选民们在想什么的报道。法国的情况更加糟糕：《世界报》(Le Monde)往往读起来就像是1788年左右的凡尔赛宫报纸，记载着哪位侍臣正得宠。以下是2月21日的《世界报》相邻几版的三条标题：“阿诺•蒙特布尔(Arnaud Montebourg)（前经济部长）如何为归来做准备”、“法国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内：两人的离开伤害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以及“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我可以是个候选人，我不可以是个候选人”。
我也是个大都会人，和我的同行一样有罪。在乘地铁可以轻松抵达的同城五星级酒店的大堂里做采访，自然比去某个破败的小镇，在冰冷刺骨的小镇社区中心里做采访更舒服。但破败的小镇更接近全国的平均体验。
每隔四年，在美国大选初选的时候，美国媒体会“发现”美国的中部地区。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报道2016年大选的欧逸文(Evan Osnos)惊叹：“在南达科他州土地上度过24小时，抵得过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待上大约6个星期。”他说，听一听“那里的所有人”所说的东西能让你学到更多。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在“那里”派驻更多记者。这就省得记者在大都会中东奔西跑，报道一些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说的“制造出来的伪事件”(比如一些尽管谎言连篇、如今却在线播放的新闻发布会)了。这会终结美国评论家依据布鲁克林来为全国把脉的荒谬事。这会向“那里”的人们传达，媒体知道他们的存在。尤其是，一个从物价过高的大都会搬到外省的记者，会享受到实际上的涨薪–在我们这个行业涨薪这种事现在基本已经闻所未闻了。(但我依然不会自告奋勇地去外地。)
把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派往乡村，听起来可能像是毛式“再教育”运动，但媒体需要一次重大调整。根据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报告，现在仅有43%的人信任纸媒。民调公司盖洛普(Gallup)表示，每10个美国人中只有4个人“非常”或者“比较”信任大众媒体，这个比例处于历史低点。特朗普在攻击记者和其他政治人士时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想他对福克斯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梅金•凯利(Megyn Kelly)带着仇视女性意味的抨击，或者他在不久前的那个周一发出的威胁–要更改法律，“让媒体不得不诚实”。
西方统治集团的每个组成部分现在都必须向受压迫者伸出手，但不应该一味模仿特朗普式的种族主义。未来的政治候选人应该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痛苦经历中吸取教训，不要和银行交往过密。哈佛或许能免收学费。银行或许能受到稍微多一点的监管。如果统治集团能向前迈出一大步，或许我们能够避免再来一场法国大革命。(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