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写道：“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持相同观点的现当代学者，还有闻一多、郭沫若等人。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和误解。金文明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中说是“跑调儿的颂歌”。
据史料记载，李白与杜甫仅仅在天宝初年有过短暂交往，自天宝四载（745）分手之后，直至宝应元年（762）逝世的18年中，李白就再也没有与杜甫发生过任何联系。这期间，尽管杜甫“一头热”地思念李白，不断作诗“怀李白”、“梦李白”、“赠李白”……李白却始终保持沉默，没有给杜甫写过一封信、一首诗，甚至没有一句诗涉及到杜甫。
因此，无论李白出于何种原因，冷淡杜甫是不争的事实，二人的关系根本无法与“交友典范”–俞伯牙与钟子期相比，连最普通的“礼尚往来”的朋友也算不上。至于说李杜友谊“深厚”、“伟大”、“与日月同辉”……更是不着边际的胡吹乱捧。
李白为什么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缘于他高傲、目空一切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杜甫当时的身份、地位、成就和名声，还远远没有达到值得李白敬重的程度。
杜甫与李白相遇时，年仅32岁，正处于两次“高考”失败之间，不但《三吏》、《三别》、《羌村》、《北征》……等一系列伟大作品尚未问世，距离“诗圣”、“诗中圣哲”的荣誉桂冠还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无职无业、生活无着、前途渺茫；因此确切地说，当时的杜甫绝非“伟大诗人”，只不过是一个痴迷诗歌、刻苦勤奋的“待业大龄文学青年”而已。
反观李白，早已是名满天下的诗界泰斗，号称“谪仙人”–以这样的资格资历，轻视、冷淡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诗歌爱好者，对错暂且不说，起码是顺理成章、可以理解的。
在和杜甫交往期间，李白除了一般应酬之作，还写过一首《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这是一幅青年杜甫的真实画像。《唐书》、《本事诗》、《酉阳杂俎》以及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等权威典籍，都肯定这首诗确系李白所作。
然而，后世许多专家学者和评论家却把它判为“伪作”，理由是：有损“诗圣”形象，两个“伟大诗人”之间不可能如此相互嘲讽贬诋–显然，他们也犯了与余秋雨等人同样的错误。
事实上，杜甫不仅在天宝初年默默无闻，就是在与李白分手后的十年中(745-754)，由于始终在长安为求职谋生而钻营奔波，整天低声下气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或徒劳无功地接连向皇帝呈献“假大空”的文章辞赋，所以正经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取得显著进步和成绩。
真正成全了杜甫“光焰万丈”的辉煌，从而奠定了他在华夏诗坛领袖地位的，是天宝十四年(754)爆发的“安史之乱”。明人谢榛的《四溟诗话》一语道破：“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
“国家不幸诗家幸”。大坏蛋安禄山无意间为中国文学干了一件好事–给杜甫的诗歌艺术事业带来了蓬勃发展、升腾飞跃的绝佳转机！面对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局势，杜甫的创作激情和灵感犹如奔涌出峡的江河，翻波逐浪、喷珠溅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迭出不穷，一颗耀眼的巨星开始在中国诗坛上空冉冉升起……
然而，李白对杜甫的态度，并没有因对方的巨大进步而有任何改变–他一如既往，继续保持冷冰冰的沉默，既不跟杜甫通信联系，也从没有作诗酬答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