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滋生出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抱抱曾经的自己。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7岁时的那个夏日。
我不想说天有多热，经常跟在我屁股后面蹦来跳去的虎子，它只是趴在地上不停地吐着舌头，任我怎么拉怎么扯就是装作赖皮般一动不动。7岁的我拎着镰刀，跟着母亲去收麦子。
母亲的胳膊一划拉，就揽住了四行麦子，一镰下去，都放倒了，脚一挑，就是一堆，割得很快。我只割两行，也只是一行一行、一小把一小把地割。
很快，我就被母亲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想赶上母亲，心里一着急，手底下就出错了。
一镰下去，没割到麦子倒割破了自己的鞋面，还有脚背，疼得呲牙咧嘴。脱了鞋袜，一道血口子。我没有喊没有叫，就像母亲平常处理伤口那样，抓了一点土，在手里捻得绵绵的，而后撒在直流血的伤口上。看着母亲不直腰地割着，我将那只袜子塞进兜里，忍着疼，继续往前赶，只是比刚进地时割得更慢了。
母亲性急，似乎她已经听到了“噼里啪啦”麦粒炸裂的声音，头也不回地催促着我“快点，手底下快点”。她打了个来回，到了我的跟前。见我绷着脸慢吞吞的，就踹了一脚，骂了句“没听见麦子都炸开了”，而后继续弯腰猛割。
母亲知道天很热，热得人直流汗，却不晓得汗水流到伤口的疼。
那天临近傍晚，母亲照例拉我到池塘边冲洗，我死活不下去，她才瞅见了我没穿袜子的那只脚，还有脚背上的伤。“没事，都结痂了，两天就好了。”母亲说时语气很轻松，就像受伤的是别人家的孩子。
她或许不知道，一个7岁的小孩子，自己受伤了很疼很想休息却不忍心丢下母亲独自割麦子的矛盾心理吧？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过去，抱抱那个小孩。我的脸颊会轻轻地贴在她的小脸蛋上，说，好样的，你真是个乖孩子。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10岁那年。
那时我上三年级，考试没考好，很伤心，老师表扬别的孩子就像在批评我。母亲从没问过我的成绩，——农活多得她都没时间直起腰来，哪会关心这些闲事情？可我却不敢直视母亲的目光，似乎她什么都知道。
那时，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一块橡皮2分钱，一支铅笔5分钱，一个本子8分钱。家里是不会经常给我钱买学习用具的，可努力是必须的。贫穷出智慧吧，我想到了电池里的碳棒。
那时电池也是稀罕的东西，不是开玩笑，家里带电的就一手电筒，还舍不得经常用，怕费电。还是在亲戚家找到了一节废电池，砸开，取出碳棒，我拥有了一支可以长久使用的“笔”。
学校的操场是我的练习本，碳棒是笔，反反复复写，边写边背。起先，一些孩子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学习不好，还显摆着学习？我才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知道自己该好好写，好好背，边写边背。背了，会了，继续写，就当练字吧。后来呀，就有人开始学我了，用瓦片，用木棒，——谁在乎用啥呢，反正学习就是了。
就那样，脑子并不灵光的我，渐渐地靠拢了优秀生。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过去，抱抱那个小姑娘。我会在她耳边轻声告诉她：想自己的办法拉自己一把，谁都会像你一样走向优秀。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14岁那年。
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作文写得挺不错。只是，我不是一个长得清爽且伶牙俐齿讨人喜欢的孩子，或者说，总是绷着原本很黑的脸很少露出笑容。
那一年的语文老师很是奇怪，每次讲评作文，都会先说一句“这次作文写得好的有某某、某某等”，而后将点到名的学生的作文当范文读，最后总说一句，“时间有限，其他的就不读了”。我从来没被点名表扬过，作文自然也没被读过。而翻开作文本，评语、分数往往还差不多，——我一直在“等”里面，这让我欣慰又窝火。而在初一，我的作文总被前一任语文老师当范文的。
那一年每次上作文课，对我都是一场折磨，恨不得将头深深地埋进课桌兜里。而握起笔，又告诉自己要认认真真写出自己最好的作文。
也记得是3月，全县举办了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我是全县唯一的一等奖，也是我们学校唯一获奖的。颁奖回来，学校又召开了一次师生大会，让我在大会上读自己的获奖作文。读着读着，我的声音哽咽了。下面的掌声响了起来，他们一定认为我是声情并茂。那一刻，我终于将自己从作文讲评课上的那个沉重的“等”里面解救出来了。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过去，抱抱那个少年。我会揽着她的肩膀说，你真棒，陪自己走过了泥泞与黑暗！
如果可以，我想回到18岁那年，抱抱那个在别人都已酣然入梦她依旧点着蜡烛勤奋学习的少女，没有那股刻苦劲，她怎么会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顺利跨进大学的校门？
回望走过的路，点点滴滴都是付出都是努力，如果可以，我真的想回到过去，抱抱每一阶段里从没懈怠过的自己。感谢她们一路扶持，才让今天的我站在这里，——至少没有让自己失望。
[张亚凌，渭南市作协理事，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精短小说研究会会员，《读者》、《特别关注》、《文苑》等杂志的签约作家，《语文报》专栏作家，《小小说选刊》事业部授权作家，《学子读写》特邀主编。已在国内外近百家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千余篇，多篇散文被译为英文，被一些省市选作中考或各种考试阅读文，也多次在全国写作大赛中获奖。2015年以其先进的个人事迹入选“合阳模范”县委宣讲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