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加拿大自由党党魁叶礼庭的先祖是俄国贵族。祖父是伯爵，也是沙皇的最后一任教育部长。十月革命后，他祖父带家人逃到加拿大。他父亲乔治(George Ignatieff)在怀雅逊理工学院就读(现升格为大学)。后来转读多伦多大学，获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考进外交部，升迁到加拿大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并被提名为加拿大总督。
俄国农民，大都不识字。俄国的文化，源自贵族。所有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政治家和军人都出自贵族阶级。俄国革命后，他们大批离开俄国。在欧美，他们之中出了不少文学家、演员、科学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加拿大，俄裔的职业地位很高，有很多的医生和大学教授，仅次于犹太人。但逃到中国的，大都穷愁潦倒，无以维生，因为他们难于适应中国的社会。
到了1922年10月，海参威才为苏俄占领。这里守城的沙皇陆军及其家眷，很多逃到哈尔滨，做了张作霖的僱佣兵。海军则把舰队开到上海。他们之中受过教育的，以教授音乐、芭蕾舞、法语维生。受过军事训练的，当警察、保鏢、司机。其余的都是挣扎在社会的底层。有些女伯爵和伯爵夫人，甚至沦为舞女。此种事例，曽多次搬上银幕。他们后来有些辗转去了澳洲和阿根庭。中共执政后，联合国救助了五千人到美国。
香港有一批人的身世，和叶礼庭相似，中共军队入主广州后，第四野战军第五纵队(等于国民党一个军)，提出了“饮马深圳河”，英军也准备打一场毫无把握的“香港保卫战”。但毛泽东、周恩来采纳廖承志的建议，即“长期打算，充份利用”，也就是暂时维持现状。廖承志是广东惠州人。他父亲廖仲凯，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他自是对香港有相当的认识。他认为美国封锁中国沿海，暂不收回港澳，就是把美国的封锁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对发展外交和进出口贸易都有利。
当时中国人可以从罗湖自由进入香港。英国想要闭关。但港督葛量洪故意拖延一年，让一百万人进入香港。其中因政治原因而离开中国的，连同小孩子约有七十万人。国际上称他们为“香港难民”。他们在香港的生活环境，和上海的俄国难民相似，香港政府当他们是“无国籍”，又不承认他们的学历，而且因为恐怕得罪大陆政府，故意不协助他们，由他们自生自灭。联合国认为还有台湾承认他们是国民，所以不符合国际难民的定义。到了六十年代，联合国才拨款香港救助他们，但香港政府拿去建七层徙置大厦，徙置穷人。
“香港难民”生活于极端的贫困之下，但他们男的通常受过大学教育，女的也有高中毕业程度。当时香港私立中、小学和专上学院，报纸和其他华文文化机构的职员，都由这批人担任。原本香港人教育程度很低，“香港难民”对香港的文教事业，功劳不可磨灭。他们的子女，因为有家庭教育，又见过居上位的人，会读书，而且有较远大的目光。很多经过亲友的帮助，到美加、欧洲做苦学生，学成后往往留在当地工作，不少成为理工科教授，对所居地的科学文教，有很大的贡献。
今日海外华人，开始有政治意识，并参与当地的政治。中国老百姓有不过问政治的传统。如今在港澳和海外参选和推动参政的人，很多都是“香港难民”的子孙。历史常有惊人相似之处：正如俄国难民出了叶礼庭父子，“香港难民”出了马英九、陈方安生、李柱铭、刘遵义、陈国治等等。
以前香港有一高官说：“We don’t owe these people anything!”(我们不欠这些人什么！)。香港人说，“这些人十指尖尖，什么都不会做。”“他们贪污了很多钱，带不出来。”然而这些昔日“香港难民”的后人，今日在香港、西欧、北美等地让人瞩目不已。社会要还给他们一个公道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