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国在高考。这应是全世界最大的考场。每年6月上旬，当高考在暑夏的燥热中逼近，潜意识里我都在竭力逃避它。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暗自庆幸，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受洗，熬过了高考这个残酷的中国式成人礼。如果晚生三十年，真不知如何面对今朝的考场与成功学的重压。对今天的考场，我茫然与惶恐。对后辈考生，我同情，甚至有莫名的敬畏。我祝福他们。前不久，当我无力解答小侄子求助的几道小学数字题时，伴着苦笑，我的自信已碎落一地。我还能考上大学吗？
1980年，我从上海一所普通高中毕业，报名高考。如果不是邓小平文革后恢复大学招生，作为长子，我应被分配到市郊农场当个农民，或在街道企业做名工人。初中毕业时，上海正恢复重点高中。当时，有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是中国最稀缺的畅销书。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门口，有通宵排队抢购辅导教材的学生或父母。我理科弱，未额外补习，被重点中学刷下。所幸我就读的普通中学有专业优秀、教育有方、对学生竭尽心力的各科老师，要不我真可能半道离场了。
那年高考，上海共有23万应届考生，大学录取率仅4%。高中最后一年，我决定转考文科。那个年头，实行全国统一试卷。考生先填志愿，再进考场，而后再按考分录取。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门。国门初开，英语也考，仅计30%。那些年，高考在7月酷暑，上海就像个蒸笼。我和同学坐着公交车赶去考场，兜里有买汽水和点心的零钱。考到一半，教室里全是提神醒脑的风油精味。抹脑门时，一不小心，抹到眼睛，辣得流泪。当年的作文题，是“达芬奇画蛋”。从我考砸的语文分数看，我的作文，与标准答案上的主题思想一定没有对位，是说达芬奇熟能生巧，还是精益求精，我已全无印象。班主任知道我有作文自我发挥的毛病，考前再三叮嘱，高考一辈子就考一次。无论同意与否，你要盯住标准答案的思想。拿到高分，考进大学，你就自由了。
填写志愿时，父亲说，既然喜欢看书，就报图书馆系吧。我的心思则在法律、经济和新闻几个学科上纠结。当时，中国有个很出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刚平反不久。他的《人妖之间》撼动了中国，让我动了当记者的念头，报考复旦新闻系。病中的母亲想得周到些，怕我压力大，常泼凉水，说考上技校也不错，家里东西坏了，有人修。
发榜那天，我去中学拿录取通知书。教学楼门厅的布告栏里，张贴着那个年代常见的大红喜报，写着祝贺某某同学考上某大学，墨迹新鲜，流着光亮。那年，文科班三名同学考入复旦。校长、班主任、老师的脸上，都很有光彩。回家路上，心在歌唱。落选的同学，暗淡失色。考分的无情阶梯上，每差一分，对分数的主人，都可能意味着一副不同的人生牌局。稀缺的机会与教育资源下，高考虽相对公平，终究残酷。
我们大学班级，六十多位同学，几乎来自中国每一个省份。晚上，宿舍熄灯后，大家躺在蚊帐里，小心打听彼此的高考分数。我的同学中，有上海和好几个省份的状元。我的高考总分，在班上只在中下水平。若不是生在上海，有户籍特权与招生名额的优越，我可能进不了复旦校门。我是游戏规则的受益者，内心庆幸但不安。我的外地同学中，至少一半来自农村，他们比城里学生更寒窗苦读，来上海读书前，他们可能从未出过县城。他们以高考改变命运。不过，现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农家子弟的比例据称已逐年减少，是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与通道更窄、更局限了吧？！ 大学毕业留校后，我在上海批阅过两年高考语文试卷。我在作文部分的阅卷效率很低，怕打错分。每一分差异，都可能将考生指向一个不同的命运。
八十年代，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不久，全社会刚从文革的疯狂与窒息中慢慢苏醒。那时，还没有“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教室里没有“每天增一分，干掉千百人”、“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 的励志标语，没有跪拜孔夫子像的礼仪，也没有女老师穿着旗袍祝考生“旗开得胜”的场面。近年，中国大学的升学率已超过70％。不过，三十多年过去，中国似乎仍是一个独木桥连接的大考场，且延伸到了海外。社会的评价体系依旧单一，不管你乐意与否，考场仍是中国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我们非但难以逃避考场，还得善待它。(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