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多位传统盟友不顾美国的反对，毅然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些国内坊间评论几乎一致认为这是美国的重大失败，甚至标志着美国开始失去在金融领域的国际霸主地位。然而，美国真的受到实质性的重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首先，为什么美国会一开始就反对亚投行？其次，美国的盟友们为什么不顾压力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最后，亚投行一定会动摇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美国反对亚投行基本上源自于三个原因：面子问题、形势误判和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一方面，作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领导者，美国习惯上反对任何挑战现有制度的变革。以前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将来不能继续任性，多少会感觉有些别扭。即使假设亚投行由欧洲发起，美国也不会觉得欢欣鼓舞。更加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同，未来经济总量迟早会超过美国，由其所倡导的新机构，当然更得先批评、再研究，不然面子上哪过得去？多说一句，美国类似的例子在过去也不少见，因此而丢脸也并非没有先例。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明显对亚投行缺乏足够的研究。尽管缺乏细节，但亚投行的成立目的更像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而非挑战。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上不来，很大程度因为缺乏资金进行基础建设。问题是这些地区多数风险偏大，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都没有意愿投入资金。好不容易现在出现愿意承受风险、又有实力提供资金的“土豪”，本应该褒奖有加。然而，美国政府似乎没有做足“功课”，一上来就轻率的认定亚投行的初衷是为了与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分庭抗礼，因此过早的公开反对，又粗暴地对盟友施压，正如一句中国老话，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固然少也。
另外，与很多国人关心海外情势不同，美国政治势力和普通民众更加关注内部事务。美国国会两大政党，一个传统上对所有的国际贸易协定持否定态度，另一个一贯反对用纳税人的钱来对国际金融机构注资。普通民众就更不用提了，对美国以外的事物基本上不感兴趣、也知之甚少。加之目前美国国内的焦点在于2016年总统选战。在这种情况下，白宫很难单独去主动支持亚投行，以避免给选民留下外交软弱的印象。
为什么美国的盟友们不顾多年的友谊，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纷纷“倒戈”？从笔者与北美和欧洲一些政商界朋友的交谈来看，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这些国家需要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对多数国家来说，加入亚投行不见得一定有多大好处，但肯定没什么坏处。不少欧洲国家正处于衰退的边缘，很多基础设施也缺乏资金进行升级和维护。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如果能从亚投行弄来足够的资金，当然皆大欢喜。最不济也能与中国搞好关系，为将来合作打好基础。除欧洲外，韩国、澳大利亚经济与中国的联系比较紧密，如果亚投行能带动中国经济的提速，这两个国家也可能会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分到一杯羹。退一步说，即使亚投行最终没什么成效，按照这些国家的出资份额，损失也可忽略不计。
其次，这些国家并不把加入亚投行看作是“背叛”盟友。从传统联系、商业习俗和价值观来看，这些国家与美国有天然的认同感，而中国并不是美国目前正着力对抗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英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盟国加入亚投行不过是与美国略有不同看法，不是根本性的分歧。试想，如果俄罗斯、伊朗挑头成立一家新的国际金融机构，这些国家会去捧场吗？
最后，加入亚投行，从内部抑制中国的影响，反而比留在外面看热闹更有效果。美国和日本决定不做创始会员国，因此对亚投行的原则、章程、操作等重要议题没有话语权。而决定加入的美国盟国则不一样，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正如澳大利亚财长此前公开呼吁其他成员国可以“抱团”来制衡中国在亚投行内部的影响。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并非没有类似的小算盘。
亚投行的成立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能性相当小。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一家独大，不是仅仅靠控制一两家国际金融机构，而是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试想，如果美国退出IMF、世界银行，缺乏美国的配合，其他哪个国家能够玩得转？而即使在最乐观的假设情境中，亚投行暂时很难撼动这三大支柱。
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越来广泛，亚投行如果着力推广人民币的项目融资中的使用，确实能够加速这一进程。但即使是与欧元相比，人民币的差距仍相当明显，取代美元更是相当长的过程。在跨境支付方面，今年2月份人民币的份额不到2%，排名跌回全球第七，远低于美元的约45%和欧元的30%左右。另一方面，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至少在短期内还是相当牢固，根据IMF的数据，占全球储备货币总量的60%以上，欧元的比例约为25%。而人民币的份额不到2%。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出现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更加明显。假设明天发生全球金融或者经济危机，多数人会选择人民币还是美元？
撇开经济总量不谈，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受创最重，然而恢复最快最持续。欧洲、日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处于增长乏力的困境。这一现象很能体现美国经济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危机发生后，美国企业该破产的破产，该裁员的裁员，尽管短期痛苦巨大，但调整到位，反而能够甩开包袱重返快车道。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高企，国会两党不惜关停政府，换来长期的减赤方案，与同样政府债务缠身的日本、部分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至少到中国经济完成转型之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仍首屈一指。
美国的金融市场困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其底蕴、创新程度、进取精神仍是数一数二。横向比较，伦敦可能是目前论综合能力唯一能与纽约相提并论的金融中心，而其他城市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纵向分析，80年代东京的前景灿烂，丝毫不亚于今天的香港和上海，而现在仍明显不及纽、伦两大金融中心。不仅如此，鉴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成立时间较短，加之尚未完全开放，就算得到亚投行的助力，短期内可能还只能注重自身的发展壮大，而无力在国际资本舞台上挑战美国的核心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是建立在亚投行的操作一帆风顺的前提下。事实上，亚投行还面临相当多的内外部困难和风险。亚投行的不少成员国还存在显著的政治、经济和信用风险，在这些地区投资能否取得与之相匹配的收益尚不得知。西方发达国家的加入，使得组织架构、决策过程、价值取向都更加复杂，可能反而会降低操作方面的效率。
目前国内外有一种观点相当流行，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许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分崩离析。笔者个人的看法是，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本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概率并不大。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了，欧元诞生之前，被视作是美元的最大威胁。当时欧元区经济和金融实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美国。在欧债危机之前，欧元也曾确实成为全球贸易支付中占比最大的货币，一度有人呼吁美国应向将欧洲的增长模式学习。日本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位置，日元在区域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使用也十分广泛。但是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的并非是表象上处于下风的美国。这其中的得失也值得对亚投行过于乐观的人士仔细咀嚼。
事实上，即使在地区层面，亚投行要发挥主导作用仍面临很多挑战。与现有的亚开行（ADB）相比，亚投行相对仍然规模较小，经验较少。ADB现有贷款总额约1000亿美元，是亚投行初始规模的两倍。从贷款处理经验、相关信心搜集等方面，目前ADB仍占上风。因此，目前亚投行在亚洲范围内的定位还应该是学习，而非挑战，更谈不上短期内取代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金融体制。
长话短说，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可能输了面子（过去也常常发生），但并没有折了里子。无论亚投行成功与否，美国都是利大于弊。倘若亚投行最终能够支持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造就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对国际化程度较高、竞争力较强的美国企业只会是利大于弊。假设该机构最终有辱使命、碌碌无为，美国也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巩固了其全球经济的老大地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普罗大众和不少投资者在亚投行问题上有些漠不关心。对很多民众来说，自己缴纳的税收被用在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到底能带来什么现实的好处？还不如将这笔钱花在当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至少看得见摸得着。这些疑问都没解决，哪有功夫去管万里之外新成立的什么亚投行？相应的，为获得选票的政治家，也不会将此排在较高的优先度。中国老百姓会不会未来提出类似的疑问？
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而言，亚投行的成立带来的新意并不多。首先，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更为活跃符合预期。国际投资界对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影响日渐增强少有异议，对人民币在国际货币领域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十分确定。其次，缺钱并非亚洲不少欠发达国家基建进展缓慢的唯一原因。历史上尽管这些国家从国际机构拿到不少的贷款，其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多重制约导致了基建改善有限。亚投行的成立，除了提供更多资金来源之外，会带来显著不同吗？第三，多数投资者早已认定亚洲在新兴市场中的领先地位，也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资金配置，除了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外，至少在中期内难以因为亚投行的因素的大量超配。
对中国的政界、商界、学界而言，旁观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举止失措固然解气，但更重要的是应该思考从中能学到什么。以美国今时今日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的地位，尚且在IMF、亚投行等屡屡受到挑战，二十年后的中国是否有信心有能力会处理的更好？如果未来某一天，印度宣布将成立一家南亚投行并投入大量资金，其他主要经济体纷纷响应加入，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在刚刚结束的筹备会议上，各意向创始成员国计划于今年年中商定章程终稿并签署，之后经成员国批准生效，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以笔者愚见，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中国应尽早明晰下述几个与亚投行相关的问题。面子重要，里子更不可舍弃。
第一，应精简亚投行的目的。目前外界给亚投行赋予了太多的使命，包括扩展海外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更有效配置外汇储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塑国际金融秩序、配合地缘政治目标等。其中有一些确实可以齐头并进，但通常来说，目标越多，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就越多，执行效率反而越低。从目前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来看，将目标集中在商业和货币层面似乎更为有利，尤其应明确风险评估和监测的重要性。
第二，应明确内部组织结构。从某种程度来说，西方发达国家扎堆加入亚投行并不见得都是好事。如果中国欲仿效美国，在亚投行内部占据否决权。那么对这些西方国家来说，加入亚投行没什么实质意义，很难更加诚心的与中国合作。如果中国在亚投行的影响过小，那又会落得为他人做嫁衣裳，难免会出现吃力不讨好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看成立亚投行的目标最终如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各方的政治智慧。
第三，应将目光放在亚投行之外。从对外投资的角度来说，双边协议多数比多边协议更直接有效。因此，如果时机合适，中国不应只局限在亚投行这一个平台。这其实也是美国的一贯做法。当美国的利益在IMF、联合国、世行等平台得不到保障时，并不吝于单独发起行动。中国也应学习这一做法。假设某中亚国家的基建项目商业、主权风险可控，利益可观，但亚投行内部某些西方国家坚决反对进行投资，那么中国不应因亚投行内部流程的考量就此放弃，而应通过别的渠道进入。反过来，这一做法也保证了亚投行的开放姿态。这样，当印度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未来有意成立自己的跨国金融平台时，亚投行会审视合作的机会，而不是首先感觉到威胁。反之，如果过于局限在亚投行这一机构自身，未免不会如今天的美国一样，因无谓的不安全感而上火，因鲁莽的举止而失措。(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