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新加坡悼念“国父”李光耀去世之际，有关该国未来发展路向的问题也悄然而生。虽然李光耀在去世前已经退出新加坡政坛多年，但他倡导的威权模式仍在，而且为新加坡带来了稳定和繁荣。不过，经济的成功和全球化的影响也为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包括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要求更多政治参与度的新一代。因此，李光耀的治国模式中的元素哪些会消失，哪些还会继续下去，值得关注。
李光耀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像邻国那样，我们就会灭亡，因为我们无法提供任何东西来换取他们需要提供的东西，因此我们只有做一些不同的东西，而且要比他们做的好。”的确，新加坡这个小岛除了人之外没有其它资源，因此新加坡人必须要比周边国家得到更到的教育并且更能说流利英语。为此，英语成为了新加坡第一语言，而且政府也大力投资学校，并为穷人提供教育补贴。
此外，东南亚地区贪污问题猖獗，新加坡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及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同时还要保持其灵活性，不断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位置，无论是最初的制造业中心还是后来的金融和绿色技术中心。这种与众不同的理念目前仍是新加坡的核心价值。事实上，今日的新加坡仍往往被评为世界上最清廉、最安全和最适宜营商的国家之一。
1986年，李光耀在谈到新加坡政府时表示，“我们(政府)决定什么是对的，不管老百姓怎么想。”在李光耀的这一模式下，新加坡政府完全承担了治理国家并带来发展的责任，但同时也要求国民完全服从政府的安排。李光耀创建的人民行动党仍然雄霸新加坡政坛，政府也仍然以严厉的法律控制媒体，此外政府相关的企业则掌控着关键的商业领域，而工会也受制于政府。
不过，新加坡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则要求有更大的政治多元化。在上次大选中，虽然反对党受限于选举制度只赢得了6个国会议席，但执政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只得到60%的选票支持，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此外，严厉的官方控制在多个方面也正受到挑战，其中包括同性恋权益，因为越来越强烈的声音要求结束一项实质上取缔了同性恋的法律。
此外，网络的迅速发达也使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就国家大事进行公开辩论，而新加坡政府做出的对策是收紧有关监管条例。新加坡一家战略顾问咨询公司的总裁克里什纳达斯认为，“新加坡人正在不断求变，而对于现任政治领袖来说，最棘手的就是决定究竟变多少，而且变的速度要多快。”
李光耀早在1966年就提出，“需要在社会中的最顶层培植一代人，使他们具备所需的所有素质，带领人民和激励人民走向成功。简单来说，就是精英”。李光耀坚信，应该由精英官员治理国家。而新加坡的精英模式是，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和阶层，只要你出色就可以成为精英阶层。
新加坡人早已接受了这种精英制度，但许多人对社会内部的流动性感到担忧，并且指出，越来越多能进入一流学校就读的学生都来自富裕家庭。也有人认为这些精英官僚对平民的需求已经越来越漠不关心，因此执政人民行动党缺乏了“街头平民”的观点。
为此，政府也展开了更多的公共资讯，并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包括移民和退休金方面做出了一些政策调整，并向一些资源较差的学校提供更多的资源。人民行动党也承诺将吸纳更多来自草根阶层的人士入党。默多克大学的政治和国际研究教授洛丹表示，如果人民行动党能摒弃一些精英心理，更多地向公众开放透明，有关问题就更容易得到解决。
李光耀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对于新加坡来说)，建立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社会至关重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彼此之间就会争吵不休，我们就完了。”新加坡有四大种族和10个官方认可的宗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种族骚乱后，新加坡就实施严厉的种族歧视言论法律以及在公共住宅中种族比例的配额制度，以防止任何种族建立各自的小圈子。
此外，李光耀还相信，新加坡人有必要与本身的文化根源保持联系，能说自己的母语，包括普通话、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等。因此，所有新加坡人在学校里都要学第二种语言。有新加坡学者预计，这些政策将会继续延续下去，因为的确有助于新加坡的稳定，并且使新加坡的劳工更具有竞争力。
李光耀在2011年的采访中提到新加坡的福利制度时强调，“我们的原则是你必须工作，我们不会因为你什么都不干而付钱给你。”事实上，新加坡公民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来照顾自己和家人。在新加坡，并没有法定最低工资，所有人都要被迫存钱养老而不是收取退休金。虽然政府也提供津贴和补助，但有人认为有关金额根本就不够。
虽然这一福利制度也导致新加坡政府规模较小，因此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穷人、伤残人士和老人表示关注，并要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为此，政府也做出回应，提供统一的医疗福利，并向老人提供更多支持。默多克大学的洛丹教授也指出，“新加坡目前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应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经济的同时，确保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合理。(来源：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