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一世，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有过的欢乐、痛苦和爱情，这一切，如同一个雕塑师，最终雕刻了你的生命。回望自己一生，常常奇想，如果不是做了30年记者，如果不是在记者生涯中遇到那些人那些事，我还会是现在的我吗？
也许，我会比现在更老练沉稳，但绝不会比现在更真诚；也许，我会比现在更左右逢源，但绝不会比现在更清澈；也许，我会比现在更发达，但绝不会比现在更深情；也许，我会比现在更强悍更有能耐，但绝不会比现在更宁静从容。就像一颗种子，落在特别的土壤，遇到特别的光线，特别的风，特别的雨，长成了属于它自己的样子。与可能的我相比，我喜欢现在的我。固然，现在的我还有许多幼稚、浅薄、茫然、痛苦，但我知道，自己的内心始终被一束束光亮照耀着；我还知道，正是因为充满这样的光亮，内心对这个世界上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永远不会麻木冷漠。
白芳礼，这是我采访中遇到的年龄最长的一位老人。
他在74岁到90岁的近20年中，靠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天津的大学、中学、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的个人生活近乎“乞丐”，他的私有财产帐单上是一个零。他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戴的都是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不配套的衣服鞋帽。他每天在外的午饭总是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有时候会往白开水里倒一点酱油，已是他的“美味”了。一年365天，他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他曾在夏天路面温度高达50摄氏度的炙烤下，从三轮车上昏倒过去；曾在冬天的风雪中摔到沟里；曾由于过度疲劳，蹬在车上睡着了；曾在感冒发烧到39摄氏度的情况下，一边吃着退烧药一边蹬车；更不为人知的是，由于老人年事太高，常常憋不住小便，裤子总是湿漉漉的，他就垫上几块布照样蹬车四处跑。他全部动机和梦想，就是多挣钱，让更多的穷孩子能上学能有书可以读。
记忆中和同事李靖一起采访时，已是这位93岁老人弥留时刻。当昏迷了3天3夜的老人在我们无限渴望的呼唤声中奇迹般睁开眼时，双眸清澈明亮，使尽全身力气断断续续说出一句话：“好好学习……”。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句话。那些日子，我常一个人发呆，总在想，蹬三轮与高贵之间是何种联系？一个老人和国家教育之间是何种联系？一颗流星和永恒的光芒之间是何种联系？稿子播发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白芳礼老人鞠躬落泪。他星辰般的光芒亦深深地刻进我的心里。他让我相信，最灿烂，最干净，最高贵的灵魂是在最底层的人群中。
王顺友，四川木里县马班邮路的乡邮员，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走了20年。
当我随他踏上那条跨于莽莽高原、原始森林、悬崖峭壁间的邮路后，几度落泪。我第一次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远离灯红酒绿现代繁华的大山里，还有人以天天走钢丝般极为危险艰辛的方式活着，为了几张报纸几封信，不，为了一种他心中的“这座大山少不得我”的信念活着。记得那天晚上在海拔4000米的察尔瓦梁子宿营时，生平第一次与一队人马同行的王顺友，喜极而泣，放声大哭。他讲自己的寂寞，讲自己的艰辛，讲他这个劳模是苦出来的，但是，他还是愿意走邮路，因为这个大山与外界和政府的联系全靠他了，“我是这个大山里少不得的人。”
那一晚，我在高山的帐篷里哭了一夜，外面有雪花在落，有马的嘶鸣，远处听得到狼的嚎叫，号角般的山风。第二天走出帐篷，满山霞光，照耀着如火如荼的索玛花，正在给马饮水的王顺友，在霞光中如一幅金色的雕像。《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我内心对今天我们几乎遗忘了的一种爱，一种坚守、诺言、信念、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深地赞美与致敬。在王顺友给我的世界里，名利物质，轻若鸿毛。
杨善洲，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是我采访的最大的官。
最初有关部门交给我的任务，是去写这位已经离世的老干部退休后如何发挥余热绿化荒山的，我带着对“发挥余热”这一思路的惯性到了云南，一走进杨善洲的世界，心就像被针狠狠地扎下，被闪电猝然击中。他的妻子和儿女竟然至今住在老家破旧的农房里，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一辈子没脱离农民的身份。已经近80岁曾经是地委书记夫人的老太太用善良、卑微、艰辛、怯怯的眼神望向我时，我想哭；在山里，看着杨善洲十几年安身的茅草棚，我想哭；在当年保山地委机关大院，看着杨善洲家徒四壁的一间旧屋，我想哭；在杨善洲一本本发黄了的工作日记中，读到那些烫心窝的话，我想哭……
“一个党员，你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你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骗人的假话吗？”
这个共产党员让我相信，对共产党这本经，有人是真念的；对共产党的誓言，有人是当真的；对人民的爱，有人是发自内心的。他让我相信，在这个被贪官、蛀虫、投机者毁损的共产党的队伍里，终有不灭的光芒。杨善洲的精神价值岂止发挥余热？他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灵魂。尽管自己有太多的不信，但在杨善洲面前，我信；尽管自己有种种的唾弃，但在杨善洲面前，我充满崇敬。写出《一个共产党人的一辈子》这篇稿子，也把一种光芒收进心中。
当记者能遇到这样一些人，真的是幸运，看似是我写他们，其实是他们在拯救我，提升我。
西安的焦五一，潜心创造出“弦线模量”理论并用于实践，突破了黄土地区建筑领域陈旧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节省大笔资金，却一直遭遇着来自这一领域“霸主”们的打压排挤。而他就像唐吉•珂德一样物我两忘地为“弦线模量”的推广应用操劳着，不图一分一厘的回报，只求一个真理的光大。作为一个优秀老师，他一生没评上任何职称。他说，和“弦线模量”相比，职称不重要。
上海的陆幼青，一个写下《死亡日记》的人，面对年轻的生命即刻被癌症吞噬的巨大不幸，他从容得像是去赴一场生命的别样盛宴。我在病房中与他交流的一个小时，让我深为震惊，原来死亡也可以如此从容，平静，优雅，尊严，只因为赴死者的内心，有一颗永远朝向阳光的向日葵。《永远的向日葵》这篇稿子的标题成为十几天后陆幼青追悼会上的横幅，那是他为自己身后留下的遗愿，他说，向日葵写到了我心里。我知道，是陆幼青给了我这棵向日葵。
汶川大地震中的人们，是我采访中遇到的最惨烈的一群，也是最坚韧的一群。无论是那位失去父母儿子的北川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还是日日爬山回到已没有家的家给马喂水的70岁老汉，也无论是那位跋山涉水救出孙子的农妇，还是从瓦烁下丢掉半个身子的女子，都让我在极度的痛苦中懂得了什么是不死的生命。所以能写出《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是因为这群英雄的人们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不死的太阳。
回想这些闪亮的人们，就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星，因为生命中遇到他们，才有了内心的美好与丰盛。美好，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丰盛并不意味着净是阳光。相反，那些闪亮如星的人们，正是在种种不闪亮的背景之下，让我有格外的忧伤。
白芳礼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救助贫困孩子上学，为什么这样的担子要这样一位老人承担，该是谁的悲哀？而就是这样一位感动千千万万中国人、在《感动中国》网上投票连续几年名列前茅的老人，却怎么也上不了CCTV的那席“宝地”。为老人不平。
那年王顺友来京开会，我去宾馆看他，屋里坐着当地的官员们，说起木里县十几条马班邮路的艰辛，我说：“是否可以考虑每条邮路再增加一个人，两个人倒班，可以多休息几天。”话音刚落，一位官员拖着长腔，瞥着王顺友，应声而起：“那不行，成本太高了！”那一瞬，我明白了，这位官员对王顺友之辈从来就没有什么感情，乡邮员在这位官员的心中不过是骡子是马，即使成了典型的王顺友，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他政绩上的一个砝码，有望升官的垫脚石。我紧紧地抓住手中的水杯，压住自己没有倒在他的脖子里。
这样的痛苦很多。人们都能想见，揭露一件黑暗与卑鄙一定令人愤怒悲伤，而我还深知，写一件美好善良崇高，也同样伴随着苦痛。甚至有一度，我怀疑报道这些好人究竟有何价值？不如让我去揭露一个丑陋一个黑暗，更畅快淋漓。
终有一天，读者的一句话让我心软。他说：“读了你写的这些好人，让我们感到在这个世界上不孤独，内心有力量。知道什么是抱团取火吗？这就是。”我的泪水落下来。
是的，抱团取火。这一个个闪亮如星的人们，让我们在滚滚红尘中探出头，感受着一种生而为人的美好，让我们在泥泞的现实中，永怀明亮的心。
在这如星的队列中，有一个我在30年前即采访、却没有为他写过一篇稿子、而让我深深爱着并影响了我一生的人，那就是我的先生杨南生。
遇到他，是在30年前的人大政协会上，他是人大代表，我是第一次参加两会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所有我采访的代表都写出了稿子，到他这里，一事无成，出于多年保密习惯，也出于他对被采访不懂配合的个性，他一不谈自己工作，二不谈自己经历，却饶有兴趣地和我探讨贝多芬肖邦和80年代的北岛舒婷之间有什么联系。直到两年后结婚领证我对他的全部了解，就是在大山沟里搞导弹的人。当时他的前妻已病逝6年。
他就像一本大书，让我用一生去读他。
他毕业于西南联大，留学英国，1950年携妻回到新中国，在中科院的指派下，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后，即为建立中国强大国防，带着周恩来总理的任命书，一头扎进内蒙戈壁，率领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拉开了中国现代固体导弹事业的大幕。20多年艰苦卓绝，中国现代固体导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第一颗东方红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潜地导弹，直到中国第二代战略导弹扬威世界，所有这一切的成功，杨南生和他的团队都以固体火箭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在其中写下让中国笑傲世界的篇章。他一直记得，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前夕，他与钱学森等4位专家从发射基地乘专机赴北京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的情景，总理要求他们负责卫星各部分的技术负责人都要签下万无一失的报告，他一夜未眠写完报告，郑重签下“杨南生”三个字时，已是东方破晓。20多年人生岁月，他与家人聚少离多，妻子儿女一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信封上永远是一个邮箱编号。1986年他成为被世界宇航科学大会第一次接纳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中国航天专家。
他的杰出绝不仅仅是这些，他有更令人敬重的品质。
他是一个纯粹、透明、充满理想、没有媚骨的科学家，从来不会因为畏惧权势而放弃对科学真理的坚持，面对不符合科学精神的长官意志，总是“一士谔谔”，并在中国航天多年的固液之争中，凭借对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对加快发展中国固体火箭事业坚持不懈的呼吁和力争，直言某些反对固体发展的权威为“液体脑袋”。
一位老航天人说，历史已经证明杨先生是正确的。
然而，他由此却遭遇种种不露痕迹的“回报”。随着航天神秘大门渐向国人打开，这个领域赢得无数鲜花、掌声、聚光灯时，作为中国航天固液两大臂膀的固体火箭技术的奠基者、开创者、领军者，杨南生消失在一切聚光灯之外，就连对他来说理应当选的中国两院院士，也被挡在了参评大门之外……
面对这一切，他一笑而过：“我绝不后悔！我没做错！”
那一年，电视播放两弹一星功勋授奖大会新闻，家里的电话那晚被打爆。电话那边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这边杨南生的话让我刻骨铭心。他微笑着：“没关系，我这一辈子干的这些事又不是为得到这些东西而干的。想想天上飞的有我亲手摸过的，再想想我们干的东西让国力强大，外人不敢欺负，这就够了。其余的，随它去！”
他是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精神高洁、人格高贵的人。他对中国航天事业的热爱和痴情，从来没有因为自己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对待而有丝毫减少，直到晚年，他依然倾尽自己全部智慧为中国固体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把自己一辈子撰写、搜集的有关固体火箭发动机领域的文稿和书籍资料全部送给了那些还在工作的同志们。直到他重病在床，对得知的航天领域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和成功的消息，都有发自内心的喜悦。
共和国60年大庆，我在天安门观礼台采访，当第二炮兵方阵载着中国最新战略导弹出场时，天安门沸腾如海。我不禁想起为了共和国这一刻的辉煌奉献了一生、只因为敢于讲真话而遭不公、此时正蜗居在没有电梯下雨漏水的三层老楼上那个简陋家中、已近耄耋之年体弱多病、却对中国航天痴心不悔的老先生，心恸如割，泪流满面。
历史有时是残酷的，多少真相被埋于滚滚红尘之下；历史常常又充满奇迹，被人不经意间掀开一角，便有夺目的光亮。2012年夏，中国航天固体动力50年大庆，评选十大感动人物，杨南生以第一高票荣登榜首。爱戴他的同志们捎来话：“杨先生不是两院院士，他是我们心中的院士；杨先生未获功勋，他是我们心中品德高尚功绩卓越的科学大师。”
他去世后，敬重和爱戴他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的老战友们为他挂起风骨铮铮的挽联：满腔热血奉人民天问无悔，一世功名任春风碑树人心。
他是一个内心灿烂，对生活、对世界、对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都充满爱的人。他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和欢乐带到哪里，甚至在他生命弥留的时刻，他带着氧气面罩依然微笑着向医生和护士拱手致意。他走后很久，许多与他生前交往过的最普通的人，包括小区的保洁员、收发室的收发员、超市的收银员、照顾过他的护工，都对他有真切的怀念，其中一个叫陈晓丹的护工在微信上发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里说：“我们怀念杨爷爷，爱杨爷爷，是因为杨爷爷尊重我们每一个人。”
这一生，走多少遥远的路只为与你相遇；这一世，曾努力开一树繁花只为那一刻你从身边经过。认识并牵手先生，是我生命最大的幸运和幸福。
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理解了命运对我的厚爱，让我做了记者，让我在记者的路途上收获了包括我先生杨南生在内的这么多闪亮的人。他们让我保持了对生活始终的热爱，保持了对美好不变的信心，保持了对未来不弃的希望。他们就是盛放在我生命中的蓝天，太阳，高原，雪山，向日葵，无边无际辽阔的海洋……
“只因为生命中遇到你，内心从此有了不落的光芒。”这是我想对白芳礼、王顺友、杨善洲等许许多多可敬可爱的人们说的话，是我想对我亲爱的先生杨南生说的话。(来源：中国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