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说 “门”，北京当为全中国城市之最。一般的城市就是东门、北门，或加上南门、北门。从北京的天安门出发，顺时针行走你就会遇到前门、宣武门、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建国门、崇文门，最后可以回到新华门、地安门。作为几百年的帝都，北京烘托出了“门”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控制和军事防卫含义，也最典型地诠释了中国最重要的三个政治符号：隔开国内与国外的“国门”，区分民众与官府的“衙门”，和帮助权势利益集团逐利分赃的“后门”。
由于这一原因，北京总是我试图回避的城市，我把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更多地寄托在南方中国，所以，我在南方积累了更多的过门经历。下面就给读者讲几个我在南方的故事（如果南方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就不言而喻了）。
故事1 ：深圳，2001年
九十年代末，我参与了一项与广东深圳市委在美培训干部的项目。2001年夏天我到了深圳，入住华强宾馆。市委组织部的谷秘书告诉我，陈部长和其它一些组织部官员想和我开个碰头会，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同时计划和布置下一步在美培训工作。谷秘书说，“明天我带车来宾馆接你。”对我来说，资源最大的浪费是一个大活人跑来跑去浪费时间。我就回答说：“从宾馆走到市委也就五分钟的距离，你不用来接我。我走着去，明天下午两点我会准时到会。”
第二天冒着南方的酷热，我来到深圳市委。门卫拦住我，要我出示证件并登记。我拿出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护照。门房里的一位男性门卫说，“这不是有效的证件，要出具工作证。”我拿出了我的纽约城市大学的工作证。门卫又说，“这不是有效证件，我要中文的。”我解释说，“我在美国大学工作，没有中文工作证。”门卫也说：“我在中国工作，你不能要求我们都懂英文。”我请求道：“你这儿有内线电话，能否给组织部打个电话，告诉谷秘书我到了，他会出来接我。”门卫回答说：“既然是内部电话，就不会给外人使用。要打电话，你到附近的街上找去。”我知道，要在政府部门附近找到公共电话几无可能。大夏天，我要么走回宾馆，或走到商业区。可这样我又会迟到。所以，我有点生气，说：“你们不能成心这样折磨人。我就走进去，看你怎么样。”值班室内的一位女性门卫出来解围，说：“看你可怜，就让你登记吧！”因为她的开恩，我才准时到了会议室。
故事2：深圳，2001年
因为深圳是我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转型选的一个点，我意识到“深圳革命”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价值，所以我去深圳做过几次实地采访调查。2001年夏天，我和市国土局的一位处长在上午见面访谈后，他把我带到了国土局的城市发展和规划展，要我看一看。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展览。可没过一、二十分钟，一个门卫就要我离开，说是午间休息，要清场了。我看了看表，只有十点四十多分。我问，“你们几点钟下班午休？”门卫说：“十二点。”我说，“那现在还没到时间。”他说，“但我们十一点就要闭馆。”我又说，“那时间也没到。”他又说，“但十点三刻我们就要清场，准备关门。”我看了看整个展厅，其实就是市国土局一楼大厅。我问道：“既然所有的模型和文字都在玻璃橱窗和柜子里，这又有这么多门卫和保安，能不能让我自己参观完后离开？”他说：“不行。想看下午再来。”我问他：“下午几点开馆？”他说：“两点上班，两点半开馆。”我告诉他，“三个多小时我没办法安排其它的事。我住在远处的宾馆，来回出租车也要几十块。”他的回答依然是坚决不行，然后把我驱赶出门。
终究我未能参观完展示深圳现代化新形像的橱窗。事后向国土局的处长提及此事，该处长说：“没办法，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午休。”我说，“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银行、商场和饭店里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关门午休？恐怕还是官僚的问题。”想想在深圳碰到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以深圳位处中国现代化的前沿而自豪，我只能无语。
故事3：湖南凤凰城，2007年
2010年两位少女阿红和丽丽在凤凰城受辱于四名公安干警手中和前者坠楼身亡，有了这样的悲剧，我在湘西的经历也就变得非常平淡无奇了。但我还是愿意讲给大家听。
2007年6月20号，趁我讲学空隙，我带着妻女到凤凰城去旅游。山山水水以外，我最想去的地方莫过于沈从文的故居了。到了门口售票点，我要买三张票。票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共820元。”即便我是从纽约来的，听到这样的价格也吃惊不少。如果折合成美元也有120多美元。在美国、甚至在欧洲，即便在巴黎的卢浮宫，一张门票也不要四十美元。我于是问售票员，“怎么这么贵？”他说，“这是通票，你可以参观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我记不得其它的地方了)五个地方。”我说，“我不买通票，我只要单票。”他又说：“我们不买单票，只有通票。”我说：“我们对其他景点没有兴趣，再说我们要赶回吉首，也没有时间参观五个景点。”但售票员坚持说没有单票买。我指着他们挂着的一个红色条幅说：“上面说要把凤凰城建成国际旅游景点。我们不扯国际那么远，就说说我的老家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等门票是60元一张，你可以买单票。如果你想玩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浣花溪和锦里， 你可以买180元的套票。你们也应该给消费者一个选择嘛！”售票员还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规定。这是领导决定的，我也没权作主。”我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要么这样，我买一张套票，我们全家三口就参观沈从文故居，你把票全部收掉。”这时已有负点小责的工作人员过来，告诉我：“这不行，我们的协作单位会有意见的。”我说，“市场经济下你们这样做，就是强买强卖。你应该向领导反映一下消费者的意见。”他说，“我们只执行领导的决定，我们没有权利向领导反映意见。你有意见，你去向领导反映。”
作为专门从事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位学者，我倒有兴趣深探一下基层制度的运作，我就请教他们，问何处可以找到他们的领导。他们告诉我，“你朝前走100来米，左转就是旅游局。”于是我带着老婆孩子去到了县旅游局，到了门卫收发室，说要找局长。门卫觉得我来势不小，直接去局长室找局长。很快出来一位显得较年轻的中年男子，向我说，“我是副局长田斌，可以接待你吧？！有什么事情？”于是我向他讲了来龙去脉。田斌副局长态度非常好，也很认真(他现在已升任局党委书记，一点不让我感到意外)。他指着墙上的一个政府部门职权分工图表对我说：“其实，你的问题不属于我管，而是属于物价局。不过，我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田局长拨通了沈从文故居的电话，说了一通话后，放下电话，告诉我：“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去参观，不用买票。”我非常感激局长帮忙，但却感到非常难为情，因为我也想为凤凰城的地方经济出力，所以还是坚持要付一点门票。田局长有点不耐烦了：“这不好操作，你就不要为难我了。去吧去吧！”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一家三口，受惠于田局长的安排，免费参观了沈从文故居。近五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田局长施予我的恩惠，希望今后田局长到纽约考察旅游时，能与我联络，让我能有机会尽地主之谊，了却一桩心事。但我更想知道的是，沈从文故居的售票制度是否已有所改进。
故事4：湖南吉首大学，2007年
上面提到我参观凤凰城，那时我在湘西的吉首大学讲学，给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讲“全球化及其批评者”。那里的研究生告诉我，沈从文和黄永玉是湘西文化的两大瑰宝，吉首大学的黄永玉美术馆绝对不能错过。但因为忙于准备讲稿和与学生交流，我一直到讲学结束的那一天才抽出空，在离开吉首前参观美术馆。一天前，我的妻子和女儿已经参观过了，她们也强烈推荐，要我不要错过。我到了美术馆，说要买一张票。一男一女两位门卫，告诉我，“二十元。”我问他们：“昨天我的妻子和女儿刚参观过，她们告诉我，门票五元一张。”门卫说：“那她们是家属，外来的要20元。”我说，“我也不是外来的，我是历史文化学院的访问教授。”他们说：“如果你是访问教授，那你就不要门票。但你必须出具介绍信。”我问，“该由谁出具介绍信？”答曰：“校长办公室。你先要到历史文化学院出具证明，然后到校长办公室开证明。”望着外面六月的骄阳，而且学校又已经放假，如果走完一圈，即便拿到介绍信，恐怕也没有时间看了。我于是提醒他们：“从你的计算机上你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列在历史文化学院的网页上的。”他们说：“这不算数，必须要有介绍信。”我只好作罢，决定买票，不管是20元还是30元，同时请求道：“可以给我看一下收费标准吗？”他们回答说：“没有收费标准，以我们说的算。”我感到非常诧异：“如果我在学校网页上的信息都不作数，那凭什么你们口说就更权威？”
其实，对我来说，事情的核心不在5元还是20元。作为一个热爱艺术的文化人，即便没有收费，我也总会在募捐箱或往箱里塞些钱。如果他们没有门票，只有随喜募捐的箱子，我也会给上30、50块。问题是，门卫可以随意决定，他们的话就成了规则。当然我无法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和方法，也只好交上20块才得进门参观。可以说，黄永玉的绘画作品让我永世难忘。但遗憾的是，与门卫的无效说理也同样让我难以忘怀。
故事5：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
从湘西回到上海，觉得事情要好办一些，毕竟我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整整十年，对上海还算了解。再说，同学、学生和家庭的关系网在上海也还不算差。由于研究黑社会课题的缘故，我到华东政法大学去拜会了几位同行，与邱格屏等教授讨论黑社会问题。我的复旦老同学童之伟也在那里做教授。在那里小住期间，童教授给我他的借书证，让我到资料室去看一看资料。我拿着童教授的借书证，到了教工/研究生资料室。照着美国的规矩行事，我没有冒充是童教授，晃一下证件、径直进去，而是告诉数据室的门卫，我是由童教授介绍过来的，这有证件为凭，想看一下资料。门卫不允许，而把我领到了数据室负责人的办公室。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教工/研究生数据室只为本校师生员工服务，是内部的，不对外开放。”根据我在国内各大学、甚至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所的经历，我知道它们就我所做的课题的数据收藏基本达不到我的个人收藏的三分之一，我只要浏览一遍，就可以知道那一、两本书是我没有的。所以我要求只用一个下午，结果还是不行。我给他们解释：在美国，我们帮助了无数中国学者查找数据，带他们到图书馆，从未遇到过任何障碍。这位负责人还是不通融，坚持要有介绍信。我说，“那我去找《法学》编辑部的主编童之伟教授出具一份介绍信。”傍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笑了起来：“《法学》编辑部的行政级别比我们图书馆还要低，他们的介绍信管什么用？”我想既然我来这里与邱格屏交流，我说，“那我去找科技处的邱格屏处长开一个介绍信，行吗？”结果这位工作人员又笑了，“科技处的级别才和我们一样高。我们只认校长办公室的介绍信。”当然，要找到校长办公室也不是难于登天，也许会动用一下同学、学生和家人的关系，或者动用一下我主持的上海干部留美培训项目的学员。但毕竟为了此等区区小事，浪费一、两天时间实在是不值。我的沮丧一定溢于言表。最后那位负责人说：“我可怜你一下吧，科技处的介绍信也可以。”结果，我又跑去找邱格屏，折腾了一天，两天后拿着盖着红色印章的介绍信，再去资料室。不出我的预料，我也就找到了两本书不在我的收藏之列。
过去几年，每当我把上面的故事讲给亲朋好友听时，一般有三种反应：第一，为什么这样的烂事全都被你碰到？我从来不会遇到如此麻烦。我到哪儿去都是一路绿灯。没安排好，我就不去。第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哪儿都是这样的。我们都习惯了，所以也不觉得奇怪，甚至感觉不到了。第三，你真是吃饱了没事干，天真得很，还去自找麻烦。你还算幸运了。遇到更不讲理的，你麻烦还会更大。这三种反映来自三类不同的人：有特权的、麻木的和怕事的。我能理解所有的三种心态。(原载：纵览中国，有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