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学者，我常常陷入无法翻译的伦理对话。不久前，我们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及中国知识分子共进午餐，结果，我们在红包问题上展现了彻底的文化分歧。
中国人常常送出装有现金的红包，作为祝贺婚礼、小孩出生和春节等场合的礼物。红色被认为代表着好运。中国家庭向即将给他们的家人做手术的医生送红包，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每个人都知道要照此办理，也都按照自己的能力给出红包。我们这群美国人则认为，此举是不道德的贿赂，因为这是在寻求医生偏袒自己。桌上的中国人回答，“当然会让医生偏袒。这就是目的啊。”他们不仅对我们的谴责感到困惑，还迅速反问，我们这些美国人有没有小孩–因为，但凡家长必然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护挚爱的家人。
当一名(尽全力施展“人心外交”的)使馆工作人员建议中国人可以等手术成功后再送红包，而不是事先送，他们惊呆了。当然了，必须得事前送，因为红包会激发医生的积极性。礼金给医生传达的讯息是：1) 对我们的孩子特别照顾；2) 我们尊重你的医术和受到的教育，并且相应地给了你“面子”；3) 我们对孩子很重视，会要求你负责，而且有能力让你负责。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通过送红包来影响他们的医生，但这个事实不是拒送红包的理由，因为我们此刻正在努力保护我的孩子。在中国人看来，像抽象的原则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永远不能跟孩子的幸福相提并论。
这种简单的困惑暴露出了两种文化之间显著的伦理差异。许多美国人认为，像红包这样的赞助在本质上是腐败。他们指出，这种现象一开始当然都很简单，但它会扩大至收受贿赂并携巨额财产潜逃的腐败政党成员。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交换红包是有礼貌的行为，是增进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与贿赂无关。他们也谴责贿赂太自私。大部分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实用主义道德标准，认为任何优待制度都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未能平等地尊重每一个公民。
由于美国出产的唯一一门正式的哲学有着同样的名字–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就让这种分歧愈发显得突出。实用主义的核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小群思想家的理念，这些思想家包括约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詹姆斯认为，皮尔斯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美式实用主义对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都很重大，但却都不长远。随着分析哲学在美国大学体系中站稳了脚跟，实用主义的影响就褪去了。但在后冷战时代，以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为首的哲学家重拾实用主义后，使它又得到了振兴和修正。
在1906年的一次题为“实用主义意味着什么”的演讲中，詹姆斯说，实用主义方法寻求“通过追踪各自的实际后果来解读每一个观念”。我想说，现在那种方法看上去更具有中国特色，而非美国特色。
大部分美国人都熟悉中国在涉及外交政策时的实用主义。中国对与其他国家进行道德辩论不感兴趣，它采取的立场是，自己的政策“只是公事公办”，以同样的方式与圣人和暴君进行贸易。至少在公开场合，美国看不起这种看上去缺乏原则的做法，但在我看来，我们未能了解中国文化中更深层次的实用主义道德观。
如今，中国知识分子对实用主义的欢迎似乎胜过美国人。在中国，对杜威哲学思想的热情尤其在迅速高涨起来，相比之下美国对它的热情已经枯萎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我所在学院的院长孙有中教授解释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正在广泛地重新翻译杜威的大量著作，这些作品包括杜威1919年到1921年在中国居住期间的许多演讲。最近，在北京和上海还召开了一些以杜威的哲学思想为主题的会议，我所有的本科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但在国内，我在芝加哥的大部分本科学生却不知道。如果这样的证据最多是道听途说，那么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对美式实用主义的兴趣正在自己的土壤上消失：让学生有机会专门研究本土哲学的研究生项目，在授予学位的哲学院系中仅占10%左右。
杜威的哲学思想，以及在他之前的威廉-詹姆斯的哲学思想，首要主题是试验性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在行为领域测试各种见解的做法–应该在涵盖了宗教、政治、道德、艺术，当然还有科学的所有领域，成为指引我们行动的原则。杜威反对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对绝对主义和本质论。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对自己的意见过于自信了，而且倾向于把它们视为确信无疑的精辟之见，认为自己的见解比别人的见解、比别的文化和别的时代的见解要更出色。实用主义者指出，即便我们自信确认无疑，真理依然会出偏差，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何时获知了真理。在《信仰的意志》(Will to Believe)一文中，威廉-詹姆斯说，“相信真理存在，且相信我们的理智能够找到它，这种信念存在两种方式。绝对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宣称，我们不仅能够认识真理，而且能够‘知道何时’认识了真理；而经验论者则认为，尽管我们可以获得真理，但我们不能准确无误地知道何时认识了真理。‘认识’ 是一回事，肯定地知道 ‘我们认识’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可以坚持第一种认识，而不相信第二种。”
和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伦理主张当做假设来对待，在社会领域对其进行检验。道德不会像永恒的真理一样从天而降。我们在社交互动领域检验那些好的观念，证实那些对我们有利的(比如分享)，去除那些不利于我们的(比如奴役)。杜威在《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一文中表示，道德关乎如何“提升我们的教育、改善我们的举止、推进我们的政治”这样的必要问题，而非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深受达尔文影响的实用主义认为，即便是道德准则，也是针对现代人社会生活的一种不断进化的适应性反应。
时下，杜威和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复兴，强调了世俗伦理的维度，是在提醒日渐壮大的富有阶层不要忘记共同利益。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是无神论者，并且实用主义与非常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极其契合。前不久，我让北京的学生向我解释中国的实用主义，我以为他们会引用邓小平那句不屑拘泥于经济意识形态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但他们一直追溯到孔子，并提醒我当孔子被问及我们应该怎样侍奉鬼神时，孔子答道，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怎么和人打交道。只有解决了现时的问题后，我们才该去担忧超自然领域的事情。
现在，我们有机会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中美伦理差异，并且看到为什么说我们能够很好地重振自己的民族哲学。之前有关孝心和红包的例子揭示了中国伦理的实用主义本质，但它并非只是出于权宜或方便(尽孝这种事可没什么方便可言)。增进社会关系不是自私，而是互惠。美国人认为它是“贿赂”而对其不予理会，但它却让人们形成有益于其所在群体及其成员的互惠关系。只有当这种增进社会关系的行为未得到回报或过度了时，它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它的对错取决于程度，并非本质上就是错误的，或绝对是错误的。
相比之下，美国伦理(以及外交政策)在权衡轻重时依然太过认真，甚至在对民主传统的坚持上，也带有一种教条主义的热情。正如已多次被指出的那样，认为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人几乎无所不能。当然，不久前我们看到，无神论者也会同样教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现在的中国已大不一样，它更支持一种实用主义的认知，即教条主义(不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无神论者)才是更大的问题。
基于这一见解，我们自己的实用主义传统应该带给我们亟需的谦逊。(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