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做到了大部分记者无法想象的事情–让报道对象成为自己的下属，或者转而写他。要知道，韦赛尔报道的对象常常是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
曾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经济报道和专栏30年之久的韦塞尔，2013年底转到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哈钦斯财政与货币研究中心主任。数月之后，贝南克亦将结束美联储主席的八年任期，来到韦赛尔领导的哈钦斯中心任职。
美国前财长盖特纳上周出版的名为《压力测试》的回忆录，亦对曾两获普利策奖的韦赛尔有所书写。他这样描写被奥巴马任命为财长后糟糕的亮相演讲：“我身体前后摇晃，像身处颠簸的船上难过的乘客……我的声音在颤抖……（演讲）刚开始不久，我瞥见《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大卫-韦塞尔，从他痛苦的表情中，我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韦塞尔于五月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和上海发表了从美国的视角审视中国崛起的演讲。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让美国人的基本情绪是害怕中国崛起，既担忧美国的企业和投资会被中国人阻挠，也担忧中美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当然，美国人也想知道中国能否在不放开信息管制的条件下繁荣兴盛。以下为演讲的部分实录。
三个现实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仍然欠佳–就像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刚刚推出重症监护室，尚未痊愈，同时又发现自己身上有慢性病。许多美国人依然没有工作。在25岁至54岁之间的美国人当中，17%的适龄工作者没有工作。在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找工作，很大一部分连工作都不找。
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并不比2000年的时候高。美国的经济确有不俗增长，然而这些增长红利一直向上层人士集中。所以，很多人没有工作，普通家庭收入没有增长，感觉平等不再，这一切导致了国家自信心的极大流失。
五六年前，美国人接受了自己在制造业上可能没有质量和价格优势，然而美国人对如何管理金融系统还是很有信心的–甚至希望每个国家，包括中国，来学习美国的金融系统。随后，美国人惊讶地发现这份工作自己也没干好。在最近的一次WSJ & NBC 调查中，有6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发展的路径不正确。这就是美国的经济现实。
再来看美国的政治状况。其实，和《纸牌屋》里面发生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纸牌屋》里的美国政府比现实中的有效率得多。现在，美国的政治系统是一种低效的民主：是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折衷。美国政治系统的优点在于政府只有经过多数同意才能做出任何行动，议会是有实权的。这一系统也兼具总统制与议会制的缺点。民主党和共和党势均力敌，僵持时有发生。
尽管如此，美国的经济正在好转–这可能是因为政府不再做削减开支的蠢事，美联储也采取了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私人企业复苏：美国人偿还了他们的债务，企业收支取得了平衡，整个私人企业正在拾起发展的势头。
坏消息是，美国私有部门面临的都是长期问题，不经政府干预无法解决。自由派和保守派，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府如何干预一事存有分歧。而两党达成共识是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不平等上有所作为的前提。有时候，一些美国人嫉妒和羡慕中国政府令行禁止的能力。虽然中国政府令行禁止也不容易，但是从国外看上去是不错的。
第三个现实关于中国。当美国飞速发展的时候，国内的生活水平每30年翻一番，但在过去的30年内，中国的国内生活水平每10年翻一番。这样看来，中国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过去30年的成就并不能保证未来30年的繁荣。历史上鲜有国家能够完成中国已经做到的这些事，并保持30多年，均数回归的规律表明中国的发展将会慢下来。
我们见过类似的情况：美国一度以为德国或日本会超过自己。20世纪70年代，曾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在经济规模上，苏联将在1990-2000年之间超过美国。对中国而言，问题不是你走了多远，而是你接下来要往哪走；如果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社会和谐。
三个忧虑
美国人对于中国近年来的成就很佩服：迅速的经济市场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出色领导人。但是美国人的基本情绪是害怕中国。10年前，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领袖。盖洛普民调每年问美国人“哪个国家领跑世界？”，最近一次有52%的美国人回答“中国”，31%的人回答“美国”，7%的人回答“欧洲以及其他”；5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对美国构成关键威胁。
美国人在担心什么？
美国人在担心自身竞争力的丧失和工作机会的流失，因为其他国家更有优势。美国的排外恐外情绪强烈，而中国现在的行为无助于美国人克服这一情绪。例如，最近中国支持下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份额法案被美国国会否决。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仇视情绪，我认为其实是美国国会对奥巴马总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仇视，以及拒绝接受美国不是老大的现实。
至于美国民众，他们主要是为自己的工作担心；他们担心美国不能提供足够多的中产水平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大学。这里面很多都与中国无关；而是与技术革命下的世界变化有关。但是没有人会去怪自己的智能手机让自己丢了工作，中国不过是最好找的替罪羊。
美国企业的看法与民众不同，他们一直认为如果能让14亿中国人都能买一件我的产品，我就富了。但是美国企业的想法正在改变，他们开始感到沮丧。中国的许多行业要么不允许外资，要么有严厉的管制外资措施。许多公司担心中国人窃取知识产权，许多公司参与的中外合资项目结果都不理想。
我听到的对中国管制条件的抱怨比对中国巨大商机的赞美要多得多。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同事David Dollar ，曾经就职于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 他指出，美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有4.5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2%的投资在中国，投资在巴西的比在中国的还要多。所以，那些“中国偷走美国人工作”的印象有些是错的。同时，我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偏少和企业不愿来华投资的现象也感到困惑。
所以，第一个担忧是害怕中国，第二个担忧是美国的企业和投资会被中国人阻挠。第三个担忧是关于一个令人不安的新议题：战争与和平。
美国人已经对战争感到厌烦了–他们当时选择奥巴马就是因为不想继续留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奥巴马已经下令从伊拉克撤军，马上也将撤离阿富汗。阿富汗不一定会有和平，但是至少不会再有美国人为此受伤。美国对世界局势的转变感到诧异：普京近期的作为已经让美国极为震惊，看来冷战并未结束。
人们正在关注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力量的利益所在。在前面提到的盖洛普民调中，4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于美国来说是关键威胁，另外有4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对于美国来说是重要威胁，但不是关键威胁。10年前，盖洛普民调根本没有问中国和中国军力的问题，因为当时根本不是问题。
上述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正在发展壮大、经济向好的国家倾向于拥有更大的军事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原材料进口大国必然会关心诸如海运通道的安全问题。但是，中国的邻国对此并不舒服，还会怀疑中国别有用心。最近的中日紧张局势就是一个例子。美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是：我们赢了，中国也赢了，我们不想再打一场世界大战。我理解中国遭受的日本侵略之苦–我的母亲是德裔犹太人，她在1939年被迫离开德国。我们没有忘记过去，但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中日双方口诛笔伐，敲打对方的情况让美国人很害怕。因为美国知道这些事情非常容易失控。
三个挑战
我最近读到希拉里•克林顿在2012年3月关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40周年的讲话。她当时说道：“中美关系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正在与中国合作，以促进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安全、繁荣与稳定的积极贡献者，同时保持美国在世事变化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并不打算通过不健康的竞争、对抗或冲突来维持领导。”
这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美国要想和一个上升的国际力量合作，促进其发展–我相信美国是真心如此打算的–以便使得中国能够取得经济上的正当地位，并成为全球安全的保障者。然而，美国乐见中国崛起，也并不想放弃世界领导权，还想不经过战争而实现上述目标。希拉里用了如此多的词来描述中美关系，足以证明这一关系的复杂性。
我认为中美关系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美国的经济。美国尚未转型成为一个与中国、印度、中东与欧洲各国竞争的世界经济体。美国教育系统的进步没有跟上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我们为联邦政府预算争论，最后削减了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因为我们不敢削减退休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预算。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然而美国人并不是世界上身体最好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部分原因是美国无法解决关系到多数人的经济问题。
第二个挑战来自中国。中国经济能否做到适度放缓？中国能否及时处理污染问题？中国的领导层能否促成关系到人民健康的环境问题？在21世纪，中国是否能够在不顾媒体自由和民主化的情况下崛起？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在维持政治控制力的同时让市场更加自由？中国是否在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崩溃的边缘，楼市泡沫是否会冲垮银行系统？
好消息是，中国没有否认上述问题的存在，没有像美国在金融危机前那样回避问题。我想起了我在几年前同一群清华商学院学生的对话：当时我们谈论了很多的技术性问题。有一个清华的研究生按捺不住，神情激动地说，他不知道中国如何能够在网络管制的情况下成为世界大国。美国人认为政府最终是要信任人民的，即使不舒服、也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信息。我们也想知道中国能否在不放开信息管制的条件下繁荣兴盛。
最后一个挑战是，中美能否维持和平关系？我并不担心中美会兵戎相见，或是中国侵入台湾，或是中美航母会在海上互相威胁。但是，朝鲜半岛局势很值得担忧：那里的局势并不稳定，朝鲜政权倒台或入侵韩国以后会怎么样？中美会如何处理上述威胁；我十分关心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中国在此的角色是什么？最近出版的一系列一战历史的文章书籍观点各异，但都表明：欧洲人原本应该很清楚状况，但他们却陷入了一场浩劫；我十分担心中美之间的误读与误会也会在某天引发军事冲突。(来源：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