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平民思想的作家李彦

《社区报》记者对话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李彦教授

[本报记者 滑铁卢采访报道] 与李彦女士预约，始于2012年年底，但直到2013年8月中旬我们才见面。从认识李彦女士的朋友处了解到，上半年她正在忙于长篇小说《海底》的完稿与出版事宜。记者当然能够理解这些，尽管互联网如此发达，正规出版一本书并成功发行，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的！所以当有机会坐在李彦女士面前的时候，作者再次感谢她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采访。而李彦女士也笑着说，“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执着所感动，我一般是不接受传媒采访的。”

从《海底》说开去

《社区报》：据报道，7月30日上午您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议厅举办长篇小说《海底》新书发布会，无论出版界，还是小说评论界，他们对此书的评价都很高，能否谈谈您创作本书的体会？

李彦：我在该书后记中说，在英文小说《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2010年出版后，就有朋友建议将其译成中文版。当时我的反应是否定的。尽管我已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成名作《红浮萍-Daughters from the Red Land》出版15年之后，我将其译写成《红浮萍》，效果非常理想。

李彦教授在课堂上

在这里借机会我想解释一下“译写”的概念。译写不同于翻译，它可以给文学创作者自由，不必拘泥于原文在语言表达上的局限性，而且给予创作者更宽阔的思维和想像空间，甚至可以弥补和完善原著的缺陷。另外，在译写时，也要考虑到读者群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文学作品欣赏角度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于文艺作品翻译，译写应该由原作者来操刀，可以说是再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译写是我反复思考双语创作所推荐的最有效途径。

《海底》序言作者、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文艺理论家何向阳女士发言

《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是为英文读者创作的小说，从出版后加拿大文学界对其评论的反馈，我充分感受到创作的快乐。假若只是翻译成中文，缺乏创作的挑战，我的兴趣不大。但世事往往有变，从而推动人的思想转折。2011年深秋，我长期患病的父亲离世了。我强忍悲痛，继续上课，圣诞节放假才返回京城，祭拜父亲的在天之灵。非常蹊跷的是，在那次旅途中，一去一回，我偶然与两位命运相同的女性成为旅伴。她们都是年轻的母亲，但也罹患了同样的绝症。在路途交流中，这两位普通女性所表现出的豁达与母爱，让我对生命的价值有了顿悟，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回到加拿大之后，我立即进入了写作状态。尽管我采用了挑战性的译写方式，却思绪畅通，一气呵成。一年之后，《海底》杀青，我感到释然，因为我再一次抵达了自己设定的人生航 。当然，书的质素如何，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相信读者与评论家自有论断。

《社区报》：很喜欢这个标题，它是如何得来的呢？

李彦：谢谢！我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文化的教学工作，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估计你也非常熟悉近年的流行语，“海龟(归)”、“海带(待)”等对海外留学/进修，返回中国的人群的称呼，而小说中所关注的那批人却沉到了海底，扎根海外。我想描述出海底那份斑斓的色彩，使国内的读者理解某种选择的内在必然性。至于英文书 The Deep，它正好与“海底”的含义对应，简洁明了。

从创作说开去

《社区报》：从您的教育背景看，1987年您完成中国社科院英文采编专业研究生课程，而留学加拿大，在温莎大学学的是历史学，这些与您在创作(Creative Writing)方面所取得的业绩好像不是很匹配，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李彦：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非常偶然的。在上世纪80年代留学加拿大，选修文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是历史系录取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刚到温莎大学的几个月里，一到周末，不是本系教授，就是其他素不相识的外系教授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他们十分好奇，红色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对我本人的经历，如英语学习、成长过程等也感兴趣。

看到动情处，李彦教授动情朗诵

读书是我的最大嗜好，我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有些介绍中国的图书，但大多由“老外”撰写。由于他们对中国的一知半解，或走马观花，中国人的整体形象就是面目不清，头脑简单，并且麻木不仁。我想，为何不写写自己熟悉的一切，给大家提供一本相对客观的能展示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书呢。

孔子学院所在大楼

我是一个有了想法就要实现的人。在1988年的那个暑假，我一边在学校打工(那时留学生不能在校外打工)，一边利用学校的计算机室写作。三个月的时间内，我完成了几万字的初稿。考虑到教授问我的问题最多，所以我将文稿先给他看。没有想到教授看完之后，非常感慨地说，“太吸引人了！彦，你应该将它发表！” 但直到研究生毕业，我也没有拿出去发表的念头，而是把它完全放下了。毕业之后，生存成为首要的问题。众所周知，文科毕业生在北美找工不易，同专业的大部分留学生都纷纷改行，经商、改学电脑或会计。我能够忍受清贫的生活，但却不愿违背心灵的追求，于是只得去餐馆、酒店等从事体力劳动。不过，这份经历强化了我在北美的第一个认识：任何人都可以追求自由，但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所负责。在北美这可能是十几岁的孩子都已经知晓的道理，而在我来说，30岁出头了才知道，似乎有些迟了。

富有特色的孔子学院招牌

有些经历，我在《红浮萍》一书中描绘过：有位富翁遗孀招聘管家，便去登门应征。像简·爱一样，我走进了一座与世隔绝的豪华庄园。白天，我负责做家务，夜深人静时就坐在高大的书房里，全神贯注地敲打自己那台386电脑，尝试着把回忆录的初稿变成一部小说。

当年，我参加了当地英文作家组织的文学小组，成员们定期活动，轮流到每个人家里交流讨论自己的新作。轮到我做东的那天，小组成员全惊呆了！“彦，你怎么会住在这么大一个庄园里？难道你也是俄国来的落难公主吗？”当他们阅读了我正在撰写的作品选段时，纷纷说，“彦，你一定要把它写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小组成员们的鼓励，再次激起我的创作热情，决心很好地完成它。富孀家安静舒适的环境、简单轻松的工作，对我的小说创作是一个“幸运”！我可以毫无干扰地回到遥远的年代，从容地捡拾曾经遗落很久的思索，再把它落实到字里行间。

书稿完成之后，我也告别了富孀和那座庄园，开始寻求出版自己的处女作。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面世后，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三个月后，它就在众多候选小说中脱颖而出，获得“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次年，我又获得了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这是华人首次获得如此奖项。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玛丽安-戴乐尔女士出席

在几年的创作过程中，我执著于写作者的情感真实，根本没有考虑到小说出版后会给我带来的殊荣，也没有期盼它给我的生活道路会带来改观。可能正是我的这种“无为”、“无私”的创作态度，让读者、评论家认可了小说本身，从而看到了我所具备的潜质。获奖后，滑铁卢大学邀请我前去做讲座。在那之后不久，附属于滑大的瑞纳森学院的校长将我请进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教授中国文化这门课程。

从那一天起，我的命运改变了，真诚和努力终于获得回报。从此，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不由自主地越走越远了。

《社区报》：能否简单评论一下自己的作品？

李彦：至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8本书。但我 会“为创作而创作”，更不会为了保持“作家”的头衔或者象某些作家所说的“怕读者忘了自己”而每年必须发表作品。相反，我往往是感到某个话题有社会价值并自己深有感触的时候，才会动笔。如果让我自己来评判，我比较满意我的中文版《红浮萍》与英文小说《Lily in the Snow》。

从作家说开去

《社区报》：您可能会成为一个全职作家吗？

李彦：我从来没有想要当作家，说出这句话，你可能有些不相信，但确实是这样。我的职业是教师，而且我很喜欢我的职业。创作仅仅算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全职作家这种头衔，对我没有吸引力。

李彦教授热心签名，将手中不多的《海底》赠记者

在我心目中，一个真正的作家应当关注人类的命运，善于独立思考，并能运用手中的笔推动和影响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我信奉，“纤笔一枝，三千毛瑟”！近年读到国内一些名家作品，倍感震撼，它们极其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在迅速崛起过程中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芸芸众生的无奈。这些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令我感动和钦佩。

在孔子学院所举办学术讲座上

几年前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些来到海外的人，是获得了天空，但失去了土地。比起植根中国大地，凭着良知为老百姓呼喊、踏踏实实为民众做事的作家，我常常感到海外作家的作品往往流于肤浅，从份量上很难跟国内的一流作家相提并论。可能由于社会背景的原因，国内的作家继承了杜甫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国忧民的传统，写出反映民生多艰和针砭时弊的作品。而海外作者和国内作家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作品在内容和力度上差别很大，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预见海外作家的现状与未来，也许正是有这些顾虑，我一直对“海外作家”的头衔没有感觉。

《社区报》：不管您承认不承认，作家的桂冠已经自然落到您头上。您的创作新动向是什么呢？

李彦：对于称谓，我感到无所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有了灵感，我是仍然会坚持创作的。至于新作嘛，目前手头正在忙着一个全新的题材与文体，等哪一天能拿出来的时候再分享吧！

从工作说开去

《社区报》：既然教书是您的职业，下面来谈谈您的工作状况。

李彦：正如前面所说，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功，我获得了滑铁卢大学的信任，使我能够在东亚系开设和扩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从1997年教授《中国文化》之前，我几乎没有正式上过讲堂，但我的做事风格是严谨认真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全力以赴将其做好。第一学期的课程非常成功，教室爆满，学生反馈评价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接连开设了诸如《中国现代史》、《中国文学概论》等全新课程。

在孔子学院，摆放了一系列中文刊物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些课程都非常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工作境况也大大改善，由兼职教师转为全职教师，2004年担任了东亚系汉语教研室主任，2007年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孔子学院加方院长。尽管社会上有些人对我任职孔子学院不是很理解，有的人还写信询问，“你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优秀作家，为什么要去担任孔子学院的院长？”但我认为，孔子学院的成立，对加强加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十分有益，其正面的影响远远大于负面的影响。

《社区报》：坊间也流传有许多关于孔子学院的负面新闻，您到底怎么看？

李彦：我看重它的积极作用，并积极去拓展它，即在海外拓展中国文化与文学传播与影响的良好平台。本人认为，中国文化与文学要走向世界，最欠缺的是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外的大众、文学艺术界以及学术界的直接沟通与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孔子学院的建立不仅提供了两国政府间认可的平台，而且中外双方都为此投入了不菲的资金，来支持它的正常运作。

就拿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来说，成立六年来，我们一直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交流活动。譬如2008年10月举办的“中国周”活动，邀请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如白烨、刘震云、格非和刘庆邦等与加拿大著名作家和专家座谈，交流非常成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之后，与加拿大文学教授合作，我们将白烨撰写的《2008年中国文情报告》主要内容翻译成英文，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2009年举办了“纪念白求恩逝世70周年研讨会”。2010年举办了“沿着丝绸之路：中国文化研讨会”以及“故土-历史-呈现：北美华裔英文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2011年举办了“文学中的历史-历史中的文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文学研讨会”。

也是由于有了孔子学院这个平台，我与我们的合作单位南京大学派来的第一任中方院长唐建清教授合作，编辑出版了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中国文学选读》，为海外选修中国文学的学子们提供了一个简明教材，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我也与滑铁卢大学的加拿大教授们合作，编辑出版了《沿着丝绸之路》的英语论文集，为选修中国文化课程的大学生们提供了参考资料。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工作在等着我们去一一完成，我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

这是文学传播方面，即使在东亚系，由于有孔子学院的支持，与中文相关的课程也是逐年增设。这不仅丰富了滑铁卢大学学生语言选修的范围，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同时在海外推广了中文，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是很有益处的。

从生活说开去

《社区报》：谈谈您的生活，以及从生活中获得的灵感，好吗？

李彦：了解我的人都注意到了，我是一个不注重物质生活的人，但是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书。阅读是我最大的享受。

虽然我出生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干部的家庭里，但我的平民思想却很浓厚。因为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我从小就品尝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曾经四处迁徙，辗转于华北、东北，西北的城市、乡村、工厂、农场，过早地尝遍人世冷暖。这种经历使我很早就观察对比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并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我觉得，真正的贵族精神，关心的不是一己之利，而是社会上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

在作品里，我讲述过一些亲身经历过的故事，但是我的追求并不是为故事而故事。我一直坚信人类美好的精神会永存，而丑恶的东西不会长久。有人问我信仰什么，我想，白求恩所代表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是我最为崇拜的。这些精神层面的追求带给我很大的满足与快乐。我没有任何额外的物质奢求。一个人，能够有家、有孩子、有工作，能够有时间阅读和写作，我感到非常满足，真诚地感激上天对我的厚爱。

《社区报》：在生活中，能说说您最美好的生活镜头是什么吗？

李彦：我脑海中最幸福的一幕，就是怀抱着幼小的儿子，在灯下替他剪指甲，看着他白里透红的脸蛋，天真无邪的眼睛，忍不住亲上几口。凡是做过父母的人，估计大家都有这份体验。此外，我对享受的理解，就是夜晚能躺在床上捧着一本文学作品专注地阅读，读累了沉沉睡去；或者在假日里邀上三五个朋友，沏上一壶香茶，凭窗而坐，谈论人生、文学、创作；或者在万木复苏的春天，观赏湖面上游弋的大雁伉俪和他们的儿女；或者在深秋季节踏着林中枯黄的树叶，沐着落日余晖漫步沉思。简单的生活里处处流淌着动人的美丽！我常常感觉到时光的流逝匆匆，因此不断地督促自己，抓紧时间，完成值得做的事情。

由于工作需要，我也会经常置身一些相对奢华的场所。也许我和多数人不同吧，不仅不会感到那一切值得炫耀，相反会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我能深切地体验到自己的心灵所在，那就是，假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能与我一样，平等地享受这美好的一切，我会平静得多。也许，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你今天所提及的平民思想吧！

从女性说开去

《社区报》：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对于这方面的话题，您是怎样看的呢？

李彦：记得2004年《女友》杂志来采访我，记者抛出了两个关于女性的话题，第一，如何保持女性魅力所在？第二，如何让婚姻保鲜？估计听了我的答案之后，她们肯定有些失望，因为那应该不是她们所期待的。

我还很清楚记得当初的回答：处理问题或与他人接触时，我很少会想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我习惯于把自己和别人都只当作“人”来看，而非男人和女人。这样一来，对人和事的衡量标准，也就都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了。我不会去想，做为一个女人，应当怎样去生活。而只会想，作为一个人，应当怎样度过仅有的一生。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因个人的素质和潜力不同，注定了有人会轰轰烈烈，有人会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能够不囿于社会价值观念，而按照自己心愿生活的人，不论男女，都是幸福的。

对于婚姻这个话题，你也知道，在我的所有小说中都不是重要的部分。我很少描述男欢女爱的场面。因为在我的认识里，爱情和婚姻中最值得品味的东西，是精神，而非肉体。

《社区报》：作为女性，您的爱情观有没有改变呢？特别在物欲横流的今天。

李彦：前几天，我去蒙特利尔开会，遇到了一个女博士，她问我，是否能给女青年一些指导，譬如怎样寻找男朋友，以便保证一生幸福等等。我笑了，那种问题，我是从来不会去思考的。

上面提及，爱情应当是双方精神层面的火花碰撞，与年龄、相貌、金钱的关系不是最大的。每个人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发展自己，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才不会愧对人生。我个性坦率真诚，做事认真执着。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是优点；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不懂得见风使舵、拉扯吹拍，就是愚蠢透顶的表现，他们当然会欣赏我。

《社区报》：李教授，再次感谢您抽出时间与我们对话，希望《海底》发行一路顺风，也更希望早日看到您的新书。

李彦：不客气，应该是非常感谢你们，能认真倾听我的回顾，也希望通过你们的介绍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小说中文字后面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