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火车，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是1952年。那年我6岁，小手牵着母亲的衣襟，母亲双手抱着3岁的妹妹，长途跋涉从宁波乡下来到南京。
先是坐鲁迅先生小说里写的乌篷船，船老大划桨带出的欸乃之声，有节律地抬起，落下。水上泛起的一波波浪花紧贴着船的两侧，在哗——哗——哗的声响中，从船头劈开两条水道，又在船尾交合，一路摇到宁波码头，然后坐海轮到上海。海轮底层的通舱里黑压压坐满了人，大海的滔天巨浪让海轮不停地摇晃着。海行一昼夜，天蒙蒙亮时到了上海吴淞港，汽笛鸣叫着，母亲摇醒我，我睡眼惺忪地跟着母亲走出码头，然后乘火车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暮色中，火车头“呜呜”地吼叫着，喷出一团团巨大的白色浓烟。待火车停稳了，我已在列车的窗口望见了爸爸的身影，他站在月台上等候着我们。那次坐火车我怎么进站的，怎么出站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翻腾着褪色的往事，只依稀记得我们在上海一下码头就坐上黄包车去了火车站，直到傍晚时才到南京，到家时天都黑透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坐的是慢车，每一站都停靠。那个火车叫绿皮火车，车厢外面的颜色都是绿绿的。
1958年的寒假，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回故乡去探亲，那是我第二次坐火车。我和妹妹都已上小学了，只有弟弟小小年纪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送我们到下关火车站，这里有许多趟始发开往上海的火车，他买了站台票，直接把我们送到绿皮火车上。
火车启动了，鸣叫着，轰隆隆、轰隆隆地向前滚动，父亲并没有离开，他在站台上向我们招手，我和弟妹们隔着火车窗的玻璃也挥动着小手，不一会儿，爸爸的身影变成一个小黑点，渐渐地看不见了，窗外的一切都在迅速地向后退去。
那时我已有记忆，回想起来又鲜活了。那趟火车仍是慢车，我们是早上乘的火车，宁沪线每个站都停靠，我拿着纸笔，每到一站，记下站名：第一站是尧化门，接下来是栖霞山、丹徒、镇江……我的脸总贴着窗玻璃，眼睛一眨不眨，就这样好奇地看了一路，记了一路，火车到昆山站时，天已快黑了，再下去两三站就到达上海。这一次坐火车我的印象就深刻得多了，挥之不去。
缘分是奇妙的。我参加工作后没几年竟与火车结了缘。先在一家国企当了几年工人，后来调到一个部门负责外购计划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业物资也像食品一样匮乏，需要提前呈报计划审批，因而常出差参加各种全国性的订货会议，走南闯北，像鸟一样飞东奔西。有时一个月有大半时间奔波在铁道线上，坐火车像坐公交车一样随意。但那时我一般都是坐直快、特快列车了，可总还嫌火车开得慢。
记得第一次出差是到天津，这是我人生真正意义上独自坐火车。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建好，北上的火车要乘坐火车轮渡过长江。在宁的旅客往往都会到江北浦口火车站上车。第一次出远门，我没经验，火车是下午4点多的，我生怕误了时间，吃过午饭，就出发了，坐公交、过轮渡、再步行，在候车大厅足足等候了一个多小时才上火车。当火车启动时，我不再像儿时那样，贴着车窗看窗外的风景，一路上闭目养神，偶尔会睁开眼看一看车窗外景色，看火车已到哪里了。
那次从天津返回时我坐京沪线直接去了上海，这让我体验了一次火车是怎样过轮渡的。那是十分磨练性子的事。有过出差经验的人，都有过觉得在火车上或者轮船上等候的时候，时间就像橡皮筋，每一秒都像是被拉长了几倍一般。那天火车在长江北岸等了好一会儿不见动静，等得人心里十分焦急时，这才听到火车鸣笛，感觉到列车在前后左右晃荡。同行旅客告诉我，这是列车在分节解体。火车头先将解体的几节车厢，拖向引桥、栈桥，逐节推上轮渡船上。接下来又有几节车厢被送上轮渡，和先上船的车厢并排排列着。我坐的车厢是最后上来的，排在最后边。在汽笛声中，轮渡船缓缓向江中驶去。透过车窗依稀可见宽阔的江面，还可以看到通红夕阳映照下正在建设的长江大桥工地剪影。火车轮渡靠岸后，火车头再把车厢分批牵下轮渡重新组装，引入铁轨。火车从北岸到南岸前后大约花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开进了下关火车站。此刻的南京城已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火车在下关站站台上并没有上下客，稍作停留便呼啸着向上海方向奔驶而去。
这以后，我一次次踏上下关、浦口的车站，一次次远行。不再像开始时那种担心赶不上火车，而是轻车熟路，不急不忙地踩着点儿进入车厢。刚坐下几分钟，火车就启动了。
上世纪60年代末，南京长江大桥建好通车。上层是公路桥，下层通铁路。我乘火车不用再去下关站、浦口站了，而是直接在南京站上车，北行的火车，风驰电掣穿过长江大桥。第一次过大桥时，我驻足在卧铺车厢的走道旁，像几十年前一样好奇，贴着车窗，看车轮下波光粼粼，滚滚流淌的长江水。
过后，我斜倚在卧铺床上，借着昏暗的灯光，看随身带去的一本用红塑料皮包起来的《托尔斯泰传》，那个年代读这类书是极为私密的。我被书中的情节吸引着：83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从他的庄园出走，要在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大地寻找他灵魂的安息。途中，他不幸患上肺炎，十天后孤零零地死在阿斯塔波沃的一间候车室里。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或许曾碾过安娜·卡列尼娜美丽的躯体。
人类的创新精神是无穷的。后来，绿皮火车改成了动车，再不闻轰隆轰隆的滚动声，在些微的“丝丝”声中，疾驶的银白色“和谐”号动车瞬间已过万重山。再后来，我迎来了高铁时代。
2012年，我上海的阿姨(母亲的妹妹)过八十寿辰，邀请母亲去上海参加寿宴。母亲年龄大了，我决定陪她一同前往。那几天母亲很兴奋，叫我早点去买火车票，我笑着对母亲说，那是老黄历啦。我当着母亲的面，将我们俩的姓名、身份证号输入手机，轻轻松松地就订好了往返的高铁票，乐得母亲合不拢嘴，说：“天下还有这般神奇的事。”
出发时，母亲一个劲儿催我早点动身，我说不急，还像早年一样踩着时间点到南京南站。一下地铁看到，车站外已不像从前，仿佛全世界的车都集合在这里，形成了车与车，人与人，车与人的漩涡。现在的车站广场井然有秩，环境整洁。我搀扶着母亲，进入宽敞的候车大厅，在自动取票机上取出火车票，然后顺着人流乘电梯、过天桥，进入车厢，到上海只花了两个小时。
那天，我们吃过阿姨的八十寿宴回到南京，步出车站口，霓虹缤纷的夜色下，月色如洗，星光灿烂，真实现了李白诗中“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愿景。
当年的毛头小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与火车打了一辈子交道，更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交通会萌生如此伟大的巨变。只是在舒适的高铁列车的疾驶中，他才会依稀地回想起当年有过对火车童话般的梦想。如今，这一切竟梦想成真了。(文/徐廷华，原载《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