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中国没有科学。此说不对。中国文化发达极早，自古就有科学，称为“格致之学”。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促进了智识的传播。没有纸和印刷，就没有今天的世界文明。宋朝时，道士已发明种牛痘，又用马尾毛和杨柳枝制成牙刷。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先刷牙的民族。中国建拱桥，比欧洲人早800年。十六世纪之前，中国科学经亚拉伯人传入欧洲。十六世纪之后，西方科学经海路传入中国。
纸和印刷的发明，使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地先进一千年。蔡伦(公元63年至121年)是东汉的宦官，负责国家的图书馆。因地方不够用，他要求皇帝扩建，皇帝说没钱，叫他自己想办法。那时用竹简或丝纸来做书写。竹简笨重，丝纸昂贵。蔡伦用丝纸的技术，改用树皮、破布做原料。美国麦克·哈特(Michael H. Hart)着《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蔡伦排列第七位，前六位为穆罕默德、牛顿、耶稣、佛祖、孔子、圣保罗。
毕升是北宋人，在杭州做刻字工人。那时的印刷用木刻。有一年清明，毕升带了二个孩子回乡祭祖。孩子玩泥制的家畜、家禽，排成不同的次序。毕升灵机一触，想到若用泥造成字，排成不同次序，不是就可以印刷吗？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他发明了泥字活版印刷，又改进为木版。后人改为铜版，传到朝鲜后改为铅版。他比德国谷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铅版活字印刷早400年。现有西方人说活版印刷是谷腾堡发明，毕升没有发明活版印刷。此说与史实不符。
中国是一万年的农业国家，对植物的种植和食用的智识，没有一个民族能与中国人相比。流行全世界的纽西兰奇异果，就是从中国传入的猕猴桃。英国人吃什么都加番茄酱，是广东人发明，在马来西亚传给了英国人。英文名Ketchup就是广东话茄汁的转音。还有英国人的凉拌菜(Coleslaw)，德国人的酸白菜(Sauerkraut)都是从中国传入。对中国植物智识的集大成，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花了27年实地考察，书成后译成日文、拉丁文、英、法、德、俄等多国文字，丰富了全世界的医药学，为世上千千万万人治病救伤。
中国人不能以古代科学辉煌的成就而否认近代的落后。中国科学和西方科学，有基本上不同的地方。中国的科学是“经验科学”，就是由工匠累积经验，从经验中有了新发现和新发明，然后就保密起来，不告诉任何人，只告诉自己的儿子和媳妇。这样的科学进展很慢，而且有很多好东西都失了传。反之，西方的科学是“实验科学”，透过观察或实验，把事物分类，然后用统计学分析，确立定理，再研究，把定理改进得更准确。而且科学研究，由国家大量拨款支持，同行之间互相交流，所以常有突破。
中国的“经验科学”，缺乏交流，所以有发明而无改进，中国发明了火药，西方改进为大炮；中国发明了罗盘、造纸和印刷，西方改进为航海地图；中国发明了船舵，西方改进为大帆船。西方国家用大炮、航海地图、大帆船来打中国。中国，一个骄傲的民族，给列强打到跪在地上。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源自古希腊的哲学。在中古时代，西方受宗教思想的约束，认为圣经可以解答一切问题，思想与教义相违的人，都要受到制裁，甚至处死，古希腊哲学，几乎失传。到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时期，西方人摆脱了思想的束缚，从新发现了古希腊哲学，对它不闻不问的世界，又再听到它的声音，从此科学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思想，以儒家为主流。儒家没有科学思想，强调修身养性，道德教化，不主张追求物质的利益，所以只研究“人”，而不研究“物”，对科学发展起了阻碍的作用。
但是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更大阻碍，是三千年的“士绅阶层”统治。“士”指读书人，“绅”指地主。地主有地，租给农民。他们也在农村经营小生意和放贷。其实以欧美的水 准，中国的地主也很穷，有超过五万美元资产的就很少。中国的农民，大都不识字，家中有资产的子弟，才接受教育。他们学成后，就成了特权阶级，不做任何的事，专责做官。他们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改朝换代二十多次， 皇帝得天下，必须得到士绅阶层的支持，江山才能坐稳。士绅阶层从春秋开始，统治了中国三千多年，这是世界上最悠久的社会制度，有些地主家道中落，沦为农民；有些农民，一生勤俭，成为地主，但士绅阶层迄立不倒。到了共产中国成立后，“士绅阶层”才解体。
“士绅阶层”垄断了中国社会三千年。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无一不是“士绅阶层”出身。中国有文人带兵的传统，所以很多带兵的人，也是“士绅阶层”出身的。例如范仲俺、曾国藩等。清末建新军，各省开办讲武堂，是中学性质的军校。保定和黄埔军校，则是大专性质。除了部份学生是行伍出身，由部队保送，军校学生，几乎全是“士绅阶层”的子弟。
在“士绅阶层”统治之下，中国出现了汉、唐、明初、清初的四大盛世。当时中国人的成就，是全世界之冠，就好像今天的美国。但“士绅阶层”，也造成了一个三千年没有进步的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制度都没有重大的突破。原因是统治阶级，必须维持社会稳定不变。社会一 旦变化，无论是变好或变坏，统治者便会失去他们特殊的权力和地位。科技和商业，都会引起社会变化，所以“士绅阶层”，不鼓励科技，也压抑商业。
中国的农民，贫穷、无知、怕事。伦理道德、社会制度、法律、风俗、迷信，把他们捆绑在土地上。唯一可以和“士绅阶层”争权的族群，就是商人。所以士绅们数千年来采取“恶商”政策，宣传“士农工商”四民的观念，把商人定位在社会的最低层。1792年，英国借口为乾隆八十补寿，派出七百人的代表团，向乾隆要求通商，并带来了毛瑟枪、蒸汽机、战舰模型、小火车、望远镜、地球仪、钟表、毛毯等作为礼物。乾隆的回覆是“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这就是士绅阶层对科技和商业的轻视。因此中国商业不发达，国内贸易，只局限于棉花和粮食，没有商品竞争，更加造成科学不发达。还有中国周围没有强国，没有军事竞争，是科学不发达的另一原因。
中国的科学，现在已不落后。1978年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确定科技是国家生产力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科学人才的地位，得到新的肯定。此后中国大量拨款，扩建高等院校，设立实验室，为科学研究提供优良的环境。
科学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留意精神文明建设，自然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社会科学。科学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要解决尖端的问题，光靠技术行不通，必须有广泛的训练，例如经济、哲学、历史和社会学。他们必须对文学、音乐、艺术、宗教、政法等，都有相当的认识，他们要有较高的学习意愿，较强的反省能力，较大的包容态度，以及持久的阅读习惯。以人文通识教育提升技术员的能力，他们才能打开新局面，作有创意的研究。没有人文修养的科学人才，只是技术员，不是科学家。与大陆的科学人材谈社会上的问题，他们谈得来。与台湾、香港的无法谈。台湾人说：“我对这些东西没兴趣。”香港人说：“这是政治，我不理。”他们有一技之长，终身奉公守法，但没有社会意识，中国的思想界叫这样的人做“烂好人”。中国科学人力资源的开发，兼顾人文通识教育，所以能够培养出一大批科学家。中国科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科技实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和西方的距离越来越小，已成为科技大国。(文/林达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