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我当年在香港工作时期，我也认得张作霖的后代……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也没有绝对的对错，而是那时代本来就是很混乱的时代，确实是有左派右派以及国共之间无所不在的斗争，因为历史总是这样的吊诡或荒谬，但我想唯一连贯下来的、持续下来的，是其中对每个渺小的个人身上的印记。每个人身上的创伤都有一样的意义，”这是台湾知名作家平路向BBC中文诉说的故事。
平路(本名路平)的二伯父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革命家路友于(1895-1927)。当年，军阀割据中国，1927年4月，路友于与中国共产党创党要角李大钊等数十人，被北方军阀张作霖派遣的部队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内被逮捕。两天内，他们被送上绞刑台公开处死，尸体弃于北京街头。她的大伯父路景韶曾任地方议长，国民党背景，又有地主身份，1952年，中共建政不久，他避难于江西鄱阳湖畔，但也被共产党“押解”回山东，当众枪决示众。
平路家族的故事，正是国共两党百年恩怨下的悲剧故事。她说，自身家族的悲剧，让她看待这段历史时发现史实充满吊诡之处。1953年出生的平路创作广袤，包含政治、性别、历史以及间谍题材，屡获文学大奖，近年来她的小说爬梳台湾历史及寓言。她的外省家族背景或多或少影响了她对文学与历史的看法。此刻在台湾，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正计划主持中华民国110周年国庆。而民进党的对手，重新当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朱立伦则刚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信，以“同为炎黄子孙”试图恢复国共交流，希望“击退台独的民进党”，共谋两岸统一。两岸乃至于国共两党复杂的历史纠葛再次浮现。
家族悲剧
1920年代，为了加速中国统一，并联合抗日及对抗军阀等，彼时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提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彼此间的合作及渗透并未休止。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国民党内的左右派斗争更加激烈，属于党内右派的蒋介石逐渐得势，开启与左派及共产党数十年的争斗。彼时，平路的二伯父路友于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因此结识孙文、蒋介石、宋庆龄、廖仲凯等，并与邓演达成为战友，返回中国献身革命。他任职北京《益世报》，与地方割据的军阀斗争，最后落难。平路说她的父亲，台湾知名心理学家路君约(1911-2005)当年还是17岁的中学生，一个人赶赴北京帮二哥收尸。
但是，路家的悲剧并未开始。平路解释，山东诸城县(今诸城市)的家乡抗日期间，地方政治极端混乱不安，“今天是国民党领导，明天又换成共产党”。因此，曾任地方议长的大伯父路景韶因为国民党背景，家庭又有地主身份，与地方人物在老家结了许多仇冤。1952年，中共建政不久，避难于江西鄱阳湖畔的路景韶被共产党一路“押解”回山东后，当众枪决示众。而同样作为报复，平路祖父的坟墓被政敌刨挖，尸骨曝晒。
荒谬的历史？
重新讲述这段家族悲剧，平路以一贯平静的口吻向BBC中文称，若回头看国共百年纠葛，她认为那样的时代，这种悲剧几乎是那乱世无法避免的。“那时代的洪炉里牺牲的年轻人，唯一确定的是他们确实充满理想，因为目睹那时代有太多的不公，很想为人民做些事情，心意如此坚决……也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以及更多的历史必然与偶然的因素，时代就往前走了，”她解释。平路说，若能以那段历史为鉴，她期盼现在掌权者在做任何政治举措时，都要有所警惕，众人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战争。“当下所有的党派或意识型态，都会过去。以后，后世看起来当年最正当的目的，都会有不一样的解释。所有的政治正确也有可能变成政治不正确，反之亦然。而唯一遗留下来的，恐怕是个人心里的印记，或是家庭个人的创伤，”她说。平路提到的家庭创伤，确实缠绕着她的父亲路君约一生。
从山东到台北
就平路的父亲来说，大哥惨死在共产党人手下，二哥死于军阀及国民党的绞刑台上，这个悲剧及其中的冤屈对她父亲来说，是终生无法释怀的事情。移居台湾后，平路父亲在世时每年都向国民党党史馆写信，详述当年历史及二哥的遭遇。念兹在兹的就是要求国民党正视路友于的地位及贡献，将其叙述在党史，并能放入台北纪念烈士的忠烈祠。路君约认为，当年二哥以及许多战友为了稳定1925年孙文过世后的北方乱局等做了很多工作。最后死在张作霖手下是为国牺牲，壮烈成仁。
平路说，父亲执着此事，对晚辈来说几乎近于荒谬，而他晚年时常做恶梦，梦里尽是当年逃难及家里的悲剧。她向BBC解释，“整个国民党当年左右派的斗争中，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然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这种混乱的时代下，这些左派是我认为最有理想的一群年轻人，在右派得势后，根本不可能进入忠烈祠。”“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些人就是国民党右派左派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但对家属来说是‘疾没世而名不彰’。”(君子最担心之事情是，至死都没有给予与其名声相称的德性。出自论语。)也是因为这样的“冤屈”及家族悲剧，平路观察父亲来到台湾之后，对待政治特别谨慎，对于有情报机关背景的人士，也分外敏感，甚至过于小心。
1949“澎湖七一三事件”
据路友于女儿路端谊生前所述，蒋介石在其父之死是关键性角色。她在纪念父亲的文章说，父亲与李大钊等人被捕后，北京各界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但因为新旧军阀勾结，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吴俊升等都发来电报要求“严办”；蒋介石特密电张作霖，主张将被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因此，平路说印象中父亲对蒋介石“没有一句正面描述”。但她强调，这是父亲科学家的合理判断，并非出自国仇或家恨。她解释若从历史来看，蒋介石对于有可能伤害到他权力的人都十分忌惮，譬如在中国大陆，每一次国共分裂，斗争都是刀刀见骨头，包含所谓北伐时的宁汉分裂。或是撤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孙立人或吴国祯等人，不是被排斥就是软禁，但是蒋介石对其效忠的人则十分提拔，即便他们都是连连打败仗的一群人。
根据许多史家后来的研究，1949年蒋介石政权撤退到台湾，不仅对威胁到他的将领十分忌惮，同时开启了数十年的台湾“白色恐怖”高压统治时期。在“保密防谍”的肃杀政权下，众多思想左倾或自由派的人士，无论是随着军队过来的外省人或本省人，锒铛入狱或被处死的人众多。譬如，1949年在台湾外岛发生的“澎湖山东学生惨案”便是其中一个悲剧。当年上千名未成年的山东学生，因为反对共产党统治，且被保障可以就学，跟随国民党政府来台，来到台湾外岛澎湖落脚时，惊觉被骗与当地军官的理念不合，发生矛盾。据理力争的下场是许多人落入牢狱、同时包含校长张敏之等多人遭到枪决，也有人被弃尸于台湾海峡。这场牵连百名山东师生的惨案，被称为“澎湖七一三事件”或“外省人的二二八”，对国民党党史并不光彩，因此在该党内一直无法被平反或提及。
直到70年过去，这几年台湾“转型正义促进会”正式代替台政府宣布平反山东受难者罪名。台湾历史学者陈芸娟的父亲便是当年山东流亡学生。她在2019年前台北一场座谈会提到，小时候父母十分好客，家里常会有叔叔伯伯老乡来访：“因为山东人嗓门很大，可能高谈阔论讲说哪里什么吃东西……可是一旦讲到流亡的事情，可能就是澎湖那一段，就变得很小声……后来写论文我才知道，这一段是伯伯们不愿意提起，他们都认为隔墙有耳，很怕讲了之后要承担什么不好的后果。”
但她强调，在研究这段历史悲剧时，她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警惕自己先远离意识形态的窠臼，详实记述历史的重要。平路也说，或许蒋介石当时是多么地恐惧，譬如包含亲信或亲信的秘书都有“匪谍”，他因此草木皆兵，要坚壁清野，宁愿错杀一千人也不能漏掉一个他认为有害的人。“所幸，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个时代，”平路说。
也因为家庭与政治保持距离，1949年路家迁到台湾之后远离了政治斗争。平路自台湾大学毕业后移居美东，之后出自于急切关注台湾社会变迁，以及许多友人身陷美丽岛等政治黑牢时，开始以笔写作小说及评论台湾时事，最后搬回台湾。1990年代起，她担任当时台湾菁英报纸《中国时报》的主笔之一，并在各处发表专栏，成为台湾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她继续书写台湾历史，以小说笔法演绎台湾在荷兰殖民时期，数百年前岛上原住民与西方殖民者的交会，隐喻台湾斑驳的历史轨迹。(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