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在台北举行的华人领袖远见高峰会，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的主旨演讲针对中美贸易战下两岸三地的局势做出他个人的观察。历年来我在不少场合听过他的演讲，每次都印象深刻，包括去年5月他在北京全球化智库演说谈到美国的立国精神，特别凸显历史性的观照。这次的演说更精准地分析大国博弈下的两岸三地关系，我认为是他最犀利的一次。
今年7月底陈启宗分别以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发布了两封致股东公开信，表达了他对中美形势和香港问题的一些看法，在中国国内广为流传。虽然公开信立足于企业经营的角度，但流露的视野，俨然具有多方位的高度。
华人领袖远见高峰会是由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联合创始人高希均与王力行在17年前开始举行的年度会议，多年来已经成为华人世界历史悠久的高规格峰会。其缘起来自高希均有感于亚洲崛起与华人经济圈日益举足轻重，因此主张“全球华人领袖必须每年共聚一堂、共商愿景、共创机会、共担责任、共求合作。”头五年的峰会在上海举行，这个渊源使得峰会也成为两岸交流的平台。2008年两岸落实大三通，航空直飞，也开放大陆人士到台湾从事商务与旅游，高峰会第一次移师台北。17年来已有超过700名各个领域领袖担任演讲或与谈人，超过7000多位贵宾与会。
这两年来，由于政治考量，大陆企业家和学者到台湾参加论坛的人数相形减少。今年大会主席团成员飞马旅联席董事长/创始人、飞马资本创始执行合伙人杨振宇，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联合创始人袁岳，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院长陈春花，广州时间网络科技总裁向熹都出席并且分别提出精彩的演讲。回顾远见高峰会的历史，正好见证了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腾飞，以及在此期间台湾与香港经济相对的消长，因此在这样的场景，由一位在大陆九个城市开发房产、受过美国大学MBA教育的香港企业家，在台北谈两岸三地千丝万缕的情结，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历史意义，自然耐人寻味。
谁能拥抱大转型？
陈启宗首先为这次大会的主题“拥抱大转型、超越大变局”解题。他怀疑当今有哪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真正在拥抱大转型、超越大变局。转型和变局虽正在发生，但真正能够拥抱的国家和经济体恐怕是少之又少。“我想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美国的制度基本上是无为而治，这种制度比较能够拥抱大转型。但正如丘吉尔曾经说过的，美国人永远会做对的事情，但是首先要把错的事情先做完。我想美国早晚会很成功地拥抱大转型。”
“另外一个到目前比较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大陆，主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在美国的压迫下，叫它不能不转型。但是太集中的决定权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可能转错了，可能拥抱错了。好处是拥抱错了可以立刻改。当然这个改，可能是改好，可能是改坏。所以中国能够拥抱大转型。”但陈启宗提醒说：“即使是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也不能够说超越大变局，最多是在变局中寻求生存之道。”
这些分析直戳中美对峙无形中形成了两种治理模式的竞赛，也就是中国的集权制度，对比美国民主制度的权力分散。有些政治学者质疑前者是否更有效率，而后者是否容易造成决议涣散。要更好地理解前面引用陈启宗的这段话，我们应该参照他在今年致股东公开信中的观察：“坦白说，本人认为西方模式更安全，特别是在当今错综复杂、密集互联又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除了对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担忧外，还有本人此前提及过的一个更实在的忧虑，就是鉴于当今全球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任何人皆无法掌握所有事实。或许他朝有日人工智慧会帮助领导者应付得更好，但就目前而言，高度集中的决策模式会带来政策失误的巨大风险，意料之外的结果可从各方而来。这在最有能力的决策者身上也容易发生，即使初衷完全是出于善意。理论上，决策者也有能力扭转错误。
几年前，北京在处理与股市相关问题上的确这样做。但如果这样的纠正本身就是错误的，从而使问题恶化，又该如何呢？例如，当今的世界经济连同其资本市场已变得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没有个人或一小部分人能够完全掌握。随着计算速度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复杂性也呈几何级数增长。西方的分散决策模式应该能够更好地应对这样的一个新世界。”至于大家关注的中国何时能够赶超美国的问题，陈启宗显然认为仅仅在国家总GDP上较量是不够的，他在乎的是人均GDP：
“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土地面积大致相同。以绝对及人均值衡量，北美的自然资源远较中国丰富。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前者的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的规模将超过后者。然而，美国有一个多世纪的领先优势，且鉴于社会制度的差异，本人怀疑中国这个亚洲巨人能否在几个世纪内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超越美国，如果可以超越的话。毕竟，中国模式更容易受到周期性冲击的影响，而这种冲击可能使国家倒退五至十年，甚或更久。最近一次的冲击发生在1989年6月。美国的制度则更具弹性，也更容易自我调整。”
即使中美各具优势，陈启宗认为美国不久将会了解到一个现实：“有谁能强迫一个有14亿人口且历史悠久的国家改变？这不太可能，而且即使可以，也可能会引发其他严重问题。”但同时，要美国人接受东方的集权方式也并不可能。“有鉴于此，互相尊重是前进的唯一方法。当然更理想的是，我们应当虚心地向别人学习。”
中美贸易战没什么大不了
在全球媒体不时为中美贸易战一惊一乍之际，陈启宗却认为从大格局而言，中美贸易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很多国家十分重要，但贸易绝对不是第一层次的问题，最多是第三层次。
第一层次应该是科技，因为科技带动军事，军事重要的原因是国防。中国今天和美国一样重视国家安全，但没有想要建立军事霸权的意愿，然而美国做了世界老大70多年，还想要继续维持这个地位，因此摩擦不可避免。第二层次的摩擦应该是货币的战场和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逆转，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但陈启宗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全球化绝对是循环的现象。两千年前有丝绸之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东欧以东、中国以西的国家，就是中亚。然而今天的中亚已经是被全球化遗忘的地区，也因此现在才有“一带一路”。历史上有，将来也会有全球化的大逆转。
这次的大转变一大部分来自美国的主张。美国向来不以国际主义立国，从最早时开始，美国便是以孤立主义立国的国家。1832年“门罗主义”之后有“美国例外主义”，1903年有“罗斯福推论”，一战后美国的孤立带动了全球经济大萧条，二战美国是被逼出来参战。美国甚至当年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今日美国再度拥抱孤立路线，将使全球化发生根本上的转变。陈启宗认为，如果今天美国在往那个方向迈进，对于你我来说是大转型、大变局，但对于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回归他们的老路而已。
陈启宗举一个曾为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号人物的好友为例，这位朋友过去15年来一直在日本举办高规格的闭门会议，他说三年前如果想要在日本提议讨论美国是否为值得信赖的伙伴，他会被送入疯人院！而去年日本人主动提出这个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日本正在寻找自己的路线，它不能没有美国，但美国是否绝对可靠？陈启宗认为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日本如此，那台湾怎么办？
陈启宗认为，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没有赢家，但这次恐怕有一个赢家，就是特朗普本人。两年前陈启宗便说，即使贸易战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对于贸易战也不要太认真，因为美国并不是很认真。中美贸易战什么时候会达成协议？就是当特朗普的政治算计需要的时候，他便会宣告达成协议。中国可以跟他玩一玩，耍一耍。慢慢北京也觉醒了，等到特朗普需要一个协议的时候，中国也可以说：“我们再等一等吧！我们再玩一玩吧！” 到时候看谁比较着急？
贸易战对于很多经济体很重要，但陈启宗认为从大变局的角度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科技和资本市场的竞争才是大变局的重点。有人说中美关系将来好不到哪里去，但陈启宗也不认为一定会坏到哪里去。因为美国早晚会发现一件事：当它上了打拳的擂台，是否能够把对方打下去？美国可能在点数上赢了，但对方还站在那里，结果是你不可能把对方打倒。1980年代的美国可以把中国打倒，就是到1990年代或许也还可以，到了今天恐怕不可能。即使点数赢了，对方受伤，恐怕北京也相当有反击的能力，到最后两败俱伤。
陈启宗在致股东公开信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已对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但美国却没有。实际上，拥有民主制度可能会令美国出现更多的社会动荡。” 因此他认为美国迟早会觉悟到与北京合作仍然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对于这种变局，小国家、小地区和小经济体要防备的是，如果把筹码押在同一处，“当美国转身时，你站在哪里？”陈启宗语重心长地问。
虽然陈启宗不知道中美贸易战还会拖多久，事情可能也有转圜的余地，但这个过程会让小国家、小地区和小经济体受尽折磨，因为要选边站。未来的世界可能科技会有两套系统，就像过去移动通讯系统分为GSM和CDMA。陈启宗认为，最终美国和中国都会站稳脚跟，遭受严重打击的将会是那些被迫做出取舍的较小国家。现在这些国家享有两个庞大市场，但很快它们可能得二择其一。
台湾 = 政治优越 + 经济自卑
谈到台湾，陈启宗认为绿营和蓝营都有人好像就等一件事，就是等北京垮台，等了五六十年，等来等去还没垮，1989年好像有点希望，结果不只没垮，还越来越好。面对世界大转型与大变局，陈启宗认为：“做人也好，作为经济体也好，政治实体也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自己要有竞争力，自己要上进，而不是希望别人不好。你希望别人不好，可能你达不到目的，那你最后自己在哪儿？你变得非常被动，变得不求上进。”
陈启宗认为现在台湾有相当大的“政治优越感”，但同时逐渐有“经济自卑感”：“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治体系是完美的，以为自己的是最好的，那是傻瓜。看见人家的不好是对的，但是你（也）要看见别人的好。要看到自己的好，但是做人也必须看到自己的不好。你把筹码都押在你们自以为是的政治优越上面，恐怕你再等5年、10年、20年、100年北京也不会倒，你自己怎么办？”
香港正在“台湾化”
作为1949年在香港出生的企业家，陈启宗认为香港是个小地方，所以只可能有小的变局，变来变去没有什么大不了。他也指出，香港人的“基因”和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不一样。他自己的父母是1949年到香港，后来到香港的大陆人是在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八九民运期间跑到香港，所以香港人的“基因”和内地非常不一样。“香港的政府只能犯小错，只有北京才能犯大错，北京也犯了不少大错，问题是北京今天知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有人说香港主要是做一个榜样给台湾看，我认为这是疯子(说的话)。台湾早就超越了这个，香港不可能是台湾的好榜样，只可能是坏榜样。就是香港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被台湾人接受为榜样。”
针对香港“反送中”的抗议和暴动，陈启宗表示，香港正在“台湾化”：政治挂帅，经济荒凉。陈启宗认为，在民族情怀上，台湾和香港对中国极度重要；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台湾对北京不重要，香港回归时占大陆GDP的18～20%，现在只剩下2%。“大家都是炎黄子孙的后裔，大家都希望国家好，希望中国人日子过得好，唯有能够客观地看事情，分析事情，才能够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也才能够达到比较正确的答案。今年我来台湾三次了，发觉现在年轻人有点问题。香港的年轻人是失去的一代人。台湾呢？希望大家三思。”
这次在台北的演说，陈启宗假设的主要听众是台湾本地人。即使听众未必全然同意他的看法，他的观察应该启发所有关于中美关系和两岸三地的讨论。虽然他提醒台湾和香港完全追随政治挂帅的危险，但他也警惕完全以经济成就来支持政权的正当性，正如他在致股东公开信中所说，“既然中国人已经取得若干经济上的成功，本人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堕入自己的‘历史终结综合症’模式，也就是东方优越感。这同样是愚蠢的。”
中美贸易战的争端目前已经俨然成为体制模式之间的比拼，而GDP变成用来证明模式优越性的标杆，但正如陈启宗在演讲中强调的，政治不能填饱肚子，而经济和金钱也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精神的需求。(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