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英国曾因长期经济萎靡而被称为“欧洲病夫”。但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担任首相之后，英国似乎甩掉了这个令人讨厌的称号。但如今，当我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大陆）时，人们再一次带着困惑、怜悯和幸灾乐祸的口吻问我：“英国到底怎么了？”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答案。但我可以描述一下病状：英国正在同时经历六重危机。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危机。这场危机起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如今最重要的方面是生产率停滞。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8年，英国每小时产出仅增长了3.5%。在所有大型高收入国家中，只有意大利落后于英国。然而，这并不是因为英国的生产率基数很高。相反，英国的每小时产出落后于爱尔兰、比利时、美国、丹麦、荷兰、德国、法国、瑞士、新加坡、瑞典、奥地利、澳大利亚、芬兰和加拿大。高就业率和低失业率是好消息。但生产率增长停滞意味着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停滞。这意味着一个人群只有在另一个人群的日子过得更糟糕时才能提高生活水平。这无法造就和睦的政治气氛。长期的财政紧缩已经令英国的政治矛盾更加尖锐。
第二重危机在于国家认同是否必须具有排他性。这一问题很快变成一个关乎忠诚的问题。许多人已经习惯于拥有多重身份认同。但另一些人坚称只能有一种身份认同。理解这种不同的方式之一是区分“地方主义者”(people from somewhere)和“世界主义者”(people from anywhere)，就像戴维•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在其著作《通往某处之路》(The Road to Somewhere)中定义的那样。但是一旦被政治化，这种划分将带来多得多的痛苦和撕裂。这一幕已经在英国退欧的过程中显现。
第三重危机–英国退欧–已将身份认同“武器化”，将这些分歧升级成了叛国指控。正常情况下，民主政治被包含在对更高层次共同忠诚度的号召中，并受到这种号召的管控。一旦“背叛”的概念成为政治辩论的一部分，结局就只剩下完胜或完败。此类视野与民主生活中正常的相互让步不相容。而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当下支持与反对英国退欧的两个阵营如此势均力敌，各方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眼下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第四重是政治危机。现有政党在历史上是沿着阶级界线形成的，它们已不适合当前的身份认同分化：一部分人乐于既是英国人又是欧洲人，另一些人则坚称，既然是英国人就不应该是欧洲人(至少在“欧洲人”是指“欧盟公民”的情况下)。在此过程中，两大主要政党都受到重创，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尚未形成。
第五重是宪法危机(我的意思是它事关政治游戏的规则)。欧盟成员国资格是一个宪法问题。利用全民公投作为解决这类宪法问题的手段，本身就是一个宪法问题。如果全民公投应该用来决定这些事情，那么议会在解释和执行这一决定方面必须承担怎样的角色？就此而言，什么是宪法公投的合理决定规则？它应该是简单多数还是超级多数？我们怎么会在没有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就陷入这个乱局？
第六(或许是所有危机中最重要的)是领导力危机。从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论文作业危机”(Essay crises，形容大学生赶着完成论文作业的恐慌心理–译者注)到特里萨•梅(Theresa May)的不可理喻的死脑筋，这些年来英国经历太多坎坷。如今英国面临一场可能的大选，由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的保守党与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的工党对决。这两人没什么共同之处。但在我看来，对于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英国，他们是史上最不够格的首相人选。一个是不可救药的小丑、英国退欧的吹鼓手。另一个是死硬的社会主义者，毕生支持世界各地的左翼独裁者。有这样的领导人，英国的乱局只会加剧，也肯定会加剧。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危机同时降临这个国家？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关联？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糟糕的经济表现（以实际收入增长为衡量标准）肯定与国家认同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有关，尽管还有其他因素，尤其是移民问题。然而，重要的不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而是解决这一切将需要很长时间。可惜，英国在未来一段时期是甩不掉病夫的帽子了。(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