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周日在香港去世，享年84岁。他在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彻底改变了光纤领域，为信息时代奠定了技术基础。他和妻子黄美芸于2010年为阿兹海默症成立的高锟慈善基金证实了他的死讯。该基金会拒绝透露他去世的具体原因，但表示高博士于2002年得知自己患有这种疾病。
60年代末在英国工作期间，高锟和一位同事在发现当时使用的光缆受到玻璃质材中杂质的限制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还概述了光缆存储信息的潜在能力–远远优于铜线或无线电波。“‘远见卓识’这个词被过度使用，但我认为对于高锟，这个词完全合适，因为他确实看到了一个以光纤为媒介、通过光来连接的世界，”现居法国的光纤研究者、欧洲物理学会(European Physical Society)前主席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说。“我认为今天的社会拜他的工作所赐良多。”
60年代初，移动电话和电视信号使用的光脉冲，通过玻璃纤维只能传播约20米，之后几乎所有光线就将耗尽。但到了1970年，在高锟和英国工程师乔治·阿尔弗雷德·霍克汉姆(George Alfred Hockham)发表关于这一主题的里程碑研究四年后，一组研究人员生产出超过半英里长的超纯光纤。光缆看起来像是钓鱼线，后来正是它令宽带通信、生物医学信息学和无数其他数字应用技术得以普及。当高锟于2009年与他人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据瑞典皇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估计，全球使用的光缆如果拆开，相当于一根超过6亿英里(约合9.7亿公里)长的光纤。
“当你研究科技时，你开始研究的是一件事，然后它的影响会扩展到各种各样的领域，光缆研究就是这样的，”达德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还说，高锟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是因为直到本世纪初，公众才意识到其工作的重要性。香港首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月23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高锟的光纤研究工作“为香港、世界和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她还说，他在塑造香港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也发挥了突出作用。林郑月娥表示：“高锟教授出类拔萃，是香港人的骄傲。”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发表的自传概述，高锟于1933年11月4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高君湘是一名法官，祖父高吹万是一位儒家学者，在1911年中国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期间非常活跃。高锟形容他在上海的早年生活“备受呵护”。他的家人在他14岁时移居香港，不久后1949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就到来了，19岁时他乘船前往英国，在现称格林尼治大学(University of Greenwich)的伍利奇理工学院(Woolwich Polytechnic)学习电气工程。高锟后来承认他在大学里并不是最勤奋的学生。“那时候，成绩分为一等、二等、及格或不及格，”他说。“因为我在网球场上花的时间比在读书上花的时间多，所以我的成绩是二等。”
毕业后，他加入了英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的子公司，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为公司在英国、欧洲和美国工作。他在英格兰工作期间遇到了未来的妻子黄美芸，她是在他楼上工作的工程师同事。在他们1966年关于光纤的划时代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中，高锟和霍克汉姆在结论中指出，“一种玻璃质材纤维”在某种特定规格下“作为一种新形式的传播媒介具有很大的潜力”。
高锟与人分享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奖项另一半由威拉德·S·博伊尔(Willard S. Boyle)和乔治·E·史密斯(George E. Smith)获得，两人当时都隶属于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他们发明了一种称为电荷耦合元件的半导体传感器，也就是用于实现数码照片和电影的设备。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这三个人的工作共同“为我们的现代信息社会奠定了基础”。高锟于2010年获得爵士封号，并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荣誉学位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工程协会的许多奖项。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授，后担任副校长，1970年他在那里创立了电子学系。
高锟的阿尔茨海默症基金会发言人说，他在世的亲人包括妻子和两个孩子–高明淇和高明漳，他们现居美国。“作为高教授最后的愿望之一，我们的基金会将继续支持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其家人，”基金会主席高夫人在声明中说。高锟在自传草稿中说，他的科学突破不是来自“灵感突发”的时刻，而是来自多年的反复实验。“通过玻璃传输光线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想法，”他写道。在2004年接受IEEE历史中心的采访时，他同样非常谦逊。“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探测工作，需要良好的理论和良好的基础知识，”他谈到自己对光纤领域的贡献。“所以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