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Facebook与美国非营利组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展开一项引人注目的新试验，该组织支持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几个月前，这家硅谷科技巨擘宣布，将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一家名为Social Science One的新的独立学术组织的指导下，允许学者申请获得其20亿用户数据的访问权限。这代表着首个利用Facebook数据、受到妥善控制和同行评审的研究框架。(尽管一些学者以前使用过社交媒体数据，但那是以临时方式用之。)
因此，从8月9日开始，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与Social Science One将评估学者的研究提案，然后在今秋决定谁会获得经费以及非常重要的数据访问权限，以考察Facebook上的活动告诉我们哪些有关人类状况的信息。一开始，Social Science One将像在其网站上解释的那样，优先研究“社交媒体对民主和选举的影响”。但未来的研究将探讨其他主题，例如社交媒体与经济或者医学领域如何互动。
“对于研究课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或者研究在哪里发表，都不受(Facebook的)任何限制–Facebook没有控制权，”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总裁、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阿朗德拉•纳尔逊(Alondra Nelson)表示，“这是(学者们)能够获得的最多的社会和行为数据，”她补充称，“这是一个有关社会如何运作、以及社交媒体和技术正对我们造成何种影响的丰富信息来源。”
此举是一个好主意吗？我敢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些读者会愤怒地说：“不是。”过去一年，我们都被迫面对一个不快的现实：21世纪的数字革命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服务，也把我们变成了数字实验鼠。现在已不复存在的数据分析集团“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就是一个例证。该公司悄悄从各种来源收集大量数据，包括通过一项准学术研究非法获取的一些Facebook数据，然后利用这些数据来预测行为。接着，该公司把这些信息出售给政客和其他组织。其手段并非独一无二：其他很多公司也在利用大数据研究人类，希望以商业和政治目的为出发点来操纵他们。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与Facebook的最新倡议，不仅标志着这家处境被动的科技公司正努力抵御日益加剧的公众批评；也标志着学术界正试图反击。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辩称，在企业利用互联网用户生成的海量个人数据之际，独立学者急需提供一些客观监督，并提出可能的监管建议。
我们可能会认为，让学者参与这个大规模全球实验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如果社会科学家获得足够多的Facebook数据，他们可能会发现有迹象显示，有人正通过一场政治竞选活动散布假信息，借此怂恿蠢蠢欲动的种族主义，然后揭露这种做法，并提议反制措施。他们还能评估这个体系中的商业和政治参与者在做些什么，并揭发任何滥用行为。一些学者梦想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利用大数据分析来推动更完善的医疗和教育，甚至对抗收入不平等。
利用Facebook的数据能否实现这种乐观的前景？没有人知道。该计划的设想是学者只允许在严格受控的环境下提出浏览数据的申请，以防范信息泄露或滥用。数据访问权限只会授予那些符合经过同行评审的道德标准的学者，资金来自“7个意识形态多样的非营利基金会”，从查尔斯•科赫基金会(Charles Koch Foundation)到阿尔福莱德•P•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我们高度重视隐私，”Social Science One联席负责人纳撒尼尔•佩尔西利(Nathaniel Persily)表示，“我们知道，所有人都在关注该计划，考察社会科学家能否在不重演过去错误的情况下获得受到隐私保护的数据。”正如项目网站所指出的那样：“Facebook和我们的资助合作伙伴意识到滥用Facebook数据会带来的威胁，包括与剑桥分析相关的一名学者。”
但目前仍不清楚的几个问题是，如果保持这些隐私控制，能否获得有意义的数据？研究如何得到同行评审或者复制？欧洲新的数据隐私法律可能如何影响这种学术工作？然而，随着实验的进行，有一点非常清楚：“观人”的方法正快速发生变化，学者们急需制定新的基本规则。由谁研究我们、以及为什么研究我们从来没有这么重要过；社会科学家也从未扮演过潜在如此关键的角色。没有人会很快把“数字精灵”塞回到瓶子里；唯一能掌控的事情是谁将控制并研究这些数据。(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