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起初根植于经济的土壤当中，后来政治兴起，它不得不依托于政治。政治的背后是权力，而支撑经济的是金钱，只有文化最薄弱，它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存于社会生活当中。但它能以自身独特的内涵影响政治的走向以及经济的发展，古往今来的那些政体和经济模式早已烟消云散，可文化至今犹存。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业凋零，无论是王公贵胄，还是市井小民，都迫切希望能有一种新思想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困境。这时以”士”为代表的新文化阶层开始崛起，在近百年间形成了多种学说流派。这其中有以老庄为首的道家学派，他们主张”无为而治”；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韩非为主的法家学派，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以墨子为核心的墨家学派，推行”兼爱、非攻”的政治方略。他们时而奔走呼号，陈辩于庙堂；时而退隐于山林，于草庐前著书立说。这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大大刺激了本以衰退的经济，后人每每念及于此，无不兴奋激动，历史学家更是把这一时期美喻为”百家争鸣”。
文化与政治的第一次联合是在西汉武帝时期，他为了巩固中央政权，扶持了以”忠君爱国”为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儒家提出了所谓的”仕途经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反映了那一时期人们在社会生活上的现状和心声。
文化也会面临被同类排挤的可能，但它的包容性化解了一切外来事物的挤压。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表面是众多民族的融合，还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融合和交流。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在政治的多次冲击和动荡中，日渐衰微，道教文化逐渐兴盛，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两者在政治的漩涡中争斗不断。佛教文化这时趁虚而入，打破了这一平衡格局。它以秋冬扫落叶的势头将儒家和道家两种文化碾压。两者只好摒弃前嫌，共同抵御佛教文化的入侵，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它们之间的相互攻伐，引发了经济的萧条，造成了老百姓民不聊生，士人纷纷归入山林。在政治的调和下，它们三位一体握手言和并最终浇筑成中国社会独有的文化长城，为中国后来社会多次的融合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最兴盛的时侯是在唐朝，开明的政治氛围，富庶的经济使文化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唐诗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绚丽的瑰宝。王勃的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使得滕王阁直到现在都为人所津津乐道；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让一代女皇武则天曾发出了”人才散落民间，宰相之过”的感慨；李白的飘逸洒脱使得权贵折腰，皇帝青睐；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激起了人们梦回大唐的无限向往。
到了宋朝，文化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终于迎来了又一个代表它的兴盛时期，那就是堪比唐诗的宋词。政治和经济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文化阶层的主导下，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明和繁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深处江湖，仍然心系庙堂和百姓安危的赤子之心；王安石的变法使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前途身先士卒的魄力和决心；苏轼的《赤壁赋》让我们见识到了文人身陷囹圄仍旧豪放不羁的洒脱个性，指引了我们在逆境中依然可以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陆游的诀别诗《示儿》让我们领悟到知识分子至死不忘收复河山的爱国情怀；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让我们欣赏到了女子作为社会附属品的英姿飒爽；文天祥的那句内心独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也可以作为民族脊梁的一面。他们都在为自己信仰的政治主张做最后的努力，这也是宋朝在强敌环伺下挺立了三百多年而不到的最根本原因所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元朝一百多年的腐朽政治，导致经济枯萎，民不聊生。使得文化在艰难中摸索前行，这时出现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关汉卿用《窦娥冤》寄托了穷苦大众有心但无力反抗旧体制的辛酸和困苦；张养浩过潼关时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年慨叹；马致远的那句”断肠人在天涯”让我们感受到世事苍凉下的孤独与寂寞；王实甫用《西厢记》为我们后人搭建了一个青年男女向往自由、追求美好爱情的理想世界。
进入明朝初期，在社会上出现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政治上的朱元璋，另一个则是在经济领域有”聚宝盆”之称的沈万三。他们之间冲突不断，与其说是他们的争斗，还不如说是强硬的政治与雄厚的经济之间有了一次近距离的对决。政治以其刚硬的权力维护巩固了皇权，可中国失去了一次迈入更高文明社会的机会。
明朝，乃至后来的清朝，在政治上黑暗腐败，在文化中推行”八股文”，导致经济上百业凋零，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生态结构在艰难中缓慢的更替。这时文化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它在百般摸索中从政治与经济的夹缝中挣脱而出。唤醒了它在人类社会的代言人，知识分子以文字为载体，用笔做武器，向政治和经济发起了反攻。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深刻解析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四位作者中有的在政治上失利，有的受到政治的压迫，可他们并没有屈服于黑暗的政治和窘迫的经济，而是以自己的理想为依托，怀抱着对苦难老百姓的深切同情，用自己毕生的才智和心血，筑起了民族文化不朽的难以逾越的四座丰碑。他们同时也用手中的笔阐述了四种不同的文化，却不约而同的把矛头对准了貌似强大实则萎靡的政治和经济。
到了近代，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东方帝国褪去龙袍，开始放眼看世界，在蹒跚学步中摸索着中国的出路。这时的政治和经济已经奄奄一息，即将走入死胡同。文人们也在黑暗的迷雾中找寻前行的方向。龚自珍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仍旧发出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真挚感慨；曾国藩用他的言行践行了知识分子”进可立功，退可立言”的士大夫操守；谭嗣同用文人的铮铮铁骨唤醒了沉睡中的国人；李鸿章倾尽一生为清朝修漏补缺可仍免不了腐朽王朝倾覆的命运。
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可中国仍旧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处境，穷苦大众依旧被三座大山所压迫，经济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此时的中国正在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文化呈现出井喷氏的繁荣。蔡元培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入主北京大学，为文化的发展输出了大量的人才；陈独秀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以新青年为阵地，扬言要砸碎一个旧世界；李大钊奔走呼号，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后来的革命者指引了前进的方向；鲁迅以笔作刀向当权者发起了最后的反攻，他也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陈布雷用他的死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毛泽东用他的《沁园春》向世界展示了大国领袖作为诗人豪迈的一面。
新时期的中国迎来了两次社会生态结构的变动。第一次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经济在政治与文化的指导下缓慢发展，文化在低靡的经济中砥砺前行，陈忠实用《白鹿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这个文化古国独有的民族秘史；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告诉我们后来人，我们的父母辈为了能活着，付出并倾尽了他们的所有；莫言用诺贝尔文学奖证明了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第二次生态结构的调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伟大的经济导师邓小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今的经济长期占据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政治在为其保驾护航的基础上也暂时不得不让位于它。文化在它的挤压下艰难前行。文化要想复兴，还得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政治和经济携手同行，文化才能快速的发展。因为一个民族要想走向复兴，文化先行，才是首要的任务和方向。(文/潘振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