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鹤来说，2018年的两会必将是忙碌的。两会开幕前两天，他才匆匆结束为期五天的访美行程。为了这次至关重要的美国之行，作为政治局委员的他甚至错过了十九届三中全会。访美归来之后，他多了一个头衔――按照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刘鹤担任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这样的表述似乎意味着去年被传中断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仍将继续。而此前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负责协调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刘鹤的新头衔也似乎表明他将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经济要职。
毋庸置疑，刘鹤已经成为了财经界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他的一系列思路也已经在中国过去数年的经济和金融改革中觅得踪迹。对于市场来说，一个经过良好训练且思维有框架的经济学者，是一个更受欢迎的选择，而刘鹤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承担更大的职责，也颇有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味。
翻阅他的论著《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他良好的理论功底跃然纸上。他的语言极为平实，没有让人感受到任何的官样形态。娓娓道来的文字背后是宏观逻辑，却也没有丝毫炫耀之姿。他指出“大萧条”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在重大的技术革命之后，技术革命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同时也让所有人信心爆棚，似乎再也不会有什么可以阻挡人类前进，而过度自信的结果往往带来痛苦的经济调整。接着，他告诉大家，经济繁荣如果是不均衡的，那么会埋下结构性不平衡的种子。面临社会中的“不平等”呼声，民选政府不得不满足于低收入群体的要求，而民粹主义在此时容易抬头，货币政策往往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被迫宽松，而结果这可能加深危机。与此同时，他也善于研究市场和政策决策者的心理，他指出，在经济表面繁荣时，大众投机心理日盛，这导致了经济的内在调整动力失效，而当危机到来时，决策者又不愿意快刀斩乱麻，往往等到系统将崩时才会被迫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向。
基于这一系列的研究，刘鹤总结出三点政策思考：第一，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第二，把握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第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这几点看似简单至极的政策建议，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过去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取向。首先，中国把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底线，第二，中国强调和而不同，但把互利互惠作为国际合作基础，第三，中国不轻易卷入任何一次国际争端，把重点放在自身的稳健发展上。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我们会有更加清晰的思路。作为负责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刘鹤，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坚持中国经济发展和防范金融危机的双底线思维。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推动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尽快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同时中国要通过控制宏观杠杆率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并通过稳健有序的方式来协调金融体系的全盘“去杠杆”。而在对美经贸关系上，将以避免发生贸易战为底线，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争取足够的时间。
这必然是一次充满着冒险的奇幻旅程，对于学者出身并无太多地方主政经历的刘鹤来说，他创造了中国经济官员的新模板。正像刘鹤本人在达沃斯论坛所说：“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而这一次，历史将刘鹤带到了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他会展示怎样的慎重、理性，并作出正确的选择呢？(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