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崛起引起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中国发展要和平共荣，还呼吁西方大国吸取历史教训，接纳中国，避免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存在的统治霸权竞争时，双方都面临类似公元前5世纪雅典崛起引起陆地霸主斯巴达警惕的局面，现有霸主面对崛起强权的挑战多以战争告终。雅典同斯巴达经过长达30年的战争后均走向灭亡。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1400多年后的中美竞争似乎到了狭路相逢的境地，中美决策者能够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里森曾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当前美中关系面临的危险。格雷厄姆·艾里森说，二战后，美国占世界经济市场的50%，到了1980年，这个份额下降到了22%。而经过30年中国飞速经济增长，美国的份额降至16%，而中国由1980年占世界经济的2%发展到了2016年的18%。
刚刚离开白宫的特朗普总统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不久前曾说，美国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赢者通吃的较量：”我们正在与中国打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他们。””与中国的经济战争决定一切，我们必须疯狂地关注这一点。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落败，我们就离到达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恢复的拐点只差5年，至多10年。”
虽然班农离开白宫后8月19日对媒体表示会继续同反对特朗普的人作战，”无论他们是在白宫、媒体还是企业界”。同一天，美国对中国启动了经济战机器，开始了”301调查”。而这个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此人是资深对华鹰派。
班农绝非白宫唯一的，也不是最资深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早在班农进入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之前，特朗普本人在2011年的经济宣言中就坚称：”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要对中国强硬”。特朗普写道，”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作，破坏了我们的制造业，快速盗取我们的技术和军事能力”。特朗普任命鹰派学者彼得•纳瓦罗负责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曾写过《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和《致命中国》。他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力主美国惩罚中国的”作弊”行为。
班农认为，美国目前经历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危机”，而之前的危机，诸如独立革命，内战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无一不以战争结束。他认为大规模冲突是解决这些历史危机的办法。2010年班农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目前的危机，”社会各层次债务积累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目前的危机同美国革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美国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大的暴力冲突。班农的危机导致战争的逻辑暗合中美必然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中国自30年前改开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一直招致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中国威胁论”怀疑。
一般认为类似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力量失衡导致战争的经典案例还表现在16世纪前半叶欧洲哈布斯堡王朝挑战法国主宰欧洲，以及随后在16和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又受到了崛起的奥斯曼帝国的挑战。在这些情况下，已有强权和崛起强权进行竞争，最后导致战争冲突。一般认为1914年奥地利王储斐迪南大公爵在萨拉热窝刺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当时，在法国和俄罗斯支持下的英国就好比历史上的斯巴达，而统一后经济崛起成为当时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类似历史上的雅典。一个巴掌拍不响，一战爆发的背景，除了德国崛起，另外一面是现存大国对眼中”威胁”的反应，两者相加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英国一直是欧洲最强国和大陆力量的平衡者，竭力压制崛起的德国。
2013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根源》(Gerry Docherty and Jim Macgregor)一书认为德国扩张导致大战爆发是刻意伪装的历史谎言，正史充满了战胜国价值判断。作者通过大量档案和史实分析指出在大战爆发前差不多十年期间，摧毁德国一直是伦敦政治决策圈的目标。拿破仑曾说”历史是对待过去事件的看法中，人们能够达成一致的版本”。而广为接受的正史也不断受到挑战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呢？
在哈佛大学的一项应用历史研究在总结过去500年历史时找到16次国家崛起撼动了主宰强权的例子，研究人员认为其中12次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模式，因为竞争结果都导致了战争。但是还有4次最后并没有发生战争，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些案例对中美竞争有多少借鉴呢？第一次是15世纪晚期葡萄牙同西班牙的竞争。在1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葡萄牙率先探索世界并且展开国际贸易，葡萄牙实力崛起令其传统的对手和邻国西班牙卡斯提利亚王朝不安。到十五世纪末开始振兴的西班牙开始挑战葡萄牙主宰地位，西葡两国走到了战争边缘。
但在教皇亚历山大6世的调解下，两国在1494年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小镇托尔德西利亚斯就瓜分新世界达成了协议，避免了战争。15世纪世界尚未进入民族国家阶段，主权国家疆界尚未布满全球，尚有”新世界”可以瓜分，因此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西，葡这两个航海强国避免了殊死争斗。
第二次是20世纪初英国同美国的竞争。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超过了大英帝国，当时美国舰队已经具有了能够挑战英帝国皇家海军的潜力。当美国开始在西半球建立主宰地位的时候，英国正忙于对付其更直接的威胁和挑战，因此容忍了美国这个前殖民地的崛起。英国让步避免了同美国迎头相撞，也使得美国确立了在西半球的主宰地位。这也为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结盟以及后来的”英美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是上世纪30-8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和对抗。二战后美国成为无可争辩的超级大国，掌控全球GDP的一半，具有令人畏惧的常规兵力以及对热核武器的垄断。但是美国的霸主地位很快受到二战期间的盟国苏联的挑战。虽然美苏关系经常紧张，似乎是核威慑下的冷战成功地使美苏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但回顾历史，苏美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数次接近了战争边缘。当时美国智囊欢呼冷战胜利，认为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是美国及西方盟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
第四个案例就是1990s到现在的英国，法国同德国的竞争关系。在冷战后两德统一令许多人担心统一的德国会重新恢复过去的霸权野心。虽然统一的德国注定要再次成为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但是德国崛起在英法眼中很大程度上是良性崛起，统一后德国致力于经济整合主导欧洲。不过英，法同德国竞争仅限于在欧洲，再者德国的战败经历已经排除了德国使用军事手段的选项。
对比历史案例，年贸易额超过五千多亿美元的双边经贸关系使中美关系同美苏冷战有了本质不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正面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全方位崛起，已经不同于欧洲范围的竞争案例。
另外，在世界主权国家比比相邻，世界政治地图呈饱和状态的时候，虽然中国领导人多次对美国强调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但实际上中美竞争已经没有了15世纪西葡竞争同样的空间。经贸关系往往被说成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如果美国启动贸易法案的301条款调查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引发美国同中国的贸易战，那么随着中美关系中被形容成”压舱石”的稳定因素降低，对抗因素就会加剧。
中国一再提醒美国中美”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19世纪或20世纪的零和思维不能被应用于处理21世纪的问题。”一战前一边是热衷结盟的英法俄，一边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相对决策者的阴谋和猜忌显得微不足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历史给人们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