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Google)运行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学界渗透计划，通过资助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教授的研究项目来影响舆论以及公共政策制定。《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现，过去10年来谷歌资助了数百篇研究论文，为其市场主导地位所面临的监管挑战辩护，谷歌出资5,000美元至40万美元不等。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数千页邮件内容，一些研究人员会在其论文发表前与谷歌分享，并且允许谷歌提出建议。这些邮件是10多位大学教授按要求提交的公共记录。《华尔街日报》发现，不是所有教授都会披露谷歌对其研究的资助，并且几乎没有人会在后续相同或类似主题的论文中披露这层经济关系。伊利诺伊大学法学教授Paul Heald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对谷歌有利的版权观点，谷歌为他的这项研究提供了18,830美元资助。这篇2012年发表的论文没有提到资助者。对此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没有披露资助信息，这确实不太好，纯粹是因为疏忽。Heald称，这笔钱没有影响他的工作，而且谷歌也没有附加条件。Heald表示，谷歌说了，如果他拿着这2万美元去开一个甜甜圈店，也没问题，只不过该公司再也不会给他任何资助了。
据一名前谷歌员工和一位前谷歌游说人员称，有那么几年，谷歌在华盛顿的管理人士会拟好学术论文的“愿望清单”，其中包括每篇拟定论文的暂定题目、摘要和预算，然后这些管理人士会去寻找愿意写论文的作者。上述前游说人员表示，谷歌向政府官员推广这些论文，有时会支付教授们的差旅费，让他们与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和政府官员会面。例如，据谷歌律师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简称FTC)主席的一封信，一项研究曾被用于驳斥FTC对谷歌提出的反垄断指控。《华尔街日报》见到了这封信。
上个月，欧洲监管机构对谷歌处以27.1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该公司的搜索结果不公平地偏向该公司自己的服务。谷歌已否认这一指控。谷歌向有利于该公司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以支持该公司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这种做法是硅谷向决策者施加影响的幕后手段之一。它表明，企业的游说活动已经避开了华盛顿监管环境的约束，并且越来越难以发现。
谷歌称，自该公司从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诞生以来，其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维持了密切关系，并一直珍视这些大学和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谷歌表示，该公司很乐意支持计算机科学以及版权、言论自由和监控等课题的学术研究人员，并帮助放大支持开放式互联网原则的声音。谷歌每年的广告收入超过800亿美元，这些收入大部分来自七种产品，每一种产品每月在全球吸引的用户都超过10亿，其中包括Gmail、YouTube和谷歌地图。StatCounter的数据显示，谷歌的搜索引擎处理全球超过90%的搜索业务。Strategy Analytics称，在今年预计将售出的15亿部智能手机中，将有约13亿部运行谷歌的Android软件。
通过旗下多家公司，谷歌搜集到了触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从用户的搜索历史、熟人以及所在地点不一而足，其丰富程度已经达到连谷歌自己都未必完全了解的地步。谷歌付钱给一些教授，这些教授则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出一些观点，比如收集消费者数据是享受免费服务的公平交换，比如谷歌没有滥用市场主导地位将用户吸引到谷歌的商业网站或广告客户，再比如谷歌没有不公平地打击竞争对手。一些论文指出，即便是有些作者和出版社(《华尔街日报》的所有者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 NWS)就是其中之一)认为应该付费的书籍和知识产权，也应该允许谷歌的搜索引擎提供相关链接。新闻集团此前正式就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处理新闻内容的方式向欧洲监管部门提出申诉。
《华尔街日报》对问责运动(Campaign for Accountability)编制的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2009年以来，谷歌资助了大约100篇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论文提到谷歌的资助。问责运动是一个反对谷歌的维权组织，接受甲骨文公司(Oracle Co., ORCL)等谷歌竞争对手的资金。数据显示，另有大约100篇研究论文的作者接受了由谷歌和其他科技公司资助的智库或大学研究中心的资金。问责运动的数据显示，其中大部分论文没有披露这些公司给予的资金支持。谷歌在一些资助信函中指出，如果相关大学出版物提到或感谢谷歌资助，谷歌心存感谢。对于研究论文中的这种信息披露并没有专业标准，这些论文大多发表在大学的法学刊物上。
上述前员工和前游说人员称，花在这项研究计划上的资金只有区区几百万美元，对这家搜索和广告巨头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一些学术界人士表示，教授们付出的代价太高。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哈斯汀法学院(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的Robin Feldman去年在哈佛大学法学刊物中一篇合著的文章里表示，这种公司资助行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学术界人士是游说人员而非学者。Feldman和其他批评这种资助行为的人士称，即便披露从一家受益于此项研究计划的公司获得资金，从表面上看也会产生利益冲突并破坏学术研究的可信性。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法学教授Daniel Crane表示，是的，资助是好事，但的确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他说，他拒绝了谷歌对其研究的资助，当时他在研究中反对针对互联网搜索引擎进行反垄断监管。他还称，如果他阅读一篇学术论文，论文披露与某机构存在利益关系，而该机构与研究结果有关联，那么他会对该研究持怀疑态度。对于食品、药物和石油行业的美国企业来说，资助对其有利的学术研究一直是用来施加影响力的一个工具。但是，在药物研究领域中有关利益冲突的丑闻已经使得许多医学院、科研人员以及行业期刊要求公布企业资助方面的信息，同时禁止企业赞助方干预科研发现。
科技行业现在包括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即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谷歌母公司Alphabet Inc. (GOOG)、微软(Microsoft Co., MSFT)、亚马逊公司(Amazon.com Inc., AMZN)以及Facebook Inc. (FB)。一些科技公司也在积极地资助学术研究。微软向哈佛商学院教授Ben Edelman提供了资金，后者是有关谷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报告的作者。与谷歌存在专利纠纷的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Qualcomm Inc., QCOM)也向支持己方的学术报告提供了资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Inc., T)则向各种针对谷歌的报告进行了资助。上述公司要么不予置评，要么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根据相关文件以及对学者和说客的采访，谷歌的上述策略堪称科技行业最为复杂的项目之一，具体做法还涉及资助会议，以及向行业组织、智库和顾问公司的研究提供资金。
数字日记
谷歌收集了超过10亿人的深度数据，并利用这些信息为用户量身定制搜索结果、YouTube内容推荐和网络广告投放。这种大规模控制消费者数据的行为引发了反垄断问题。去年年初，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法学教授Daniel Sokol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称谷歌对数据的使用是合法的。Sokol写道，这方面没有让人担心的理由。论文还指出，这项研究没有接受任何公司资助。
Sokol在论文脚注中写道，要是有公司资助，他与合著者就能拿着赞助的钱，跟家人朋友在夏威夷海滩上喝着麦泰(Mai Tais)鸡尾酒逍遥快活了。不过《华尔街日报》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Sokol与谷歌存在大量财务联系。他是硅谷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的兼职律师，而谷歌是这家律所的客户。该律所合伙人(上述论文的合著者)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至少从2013年开始，Sokol就已经与谷歌的管理人员合作，以确保网上研讨会有种对谷歌友好的气氛。
2013年3月，Sokol为谷歌负责公共政策的Paul Shaw提供帮助，说服法学教授为一个关于专利的网上研讨会撰写文章。Shaw发给Sokol一份列有十多位法学教授的名单，并为这些教授布置了具体的论文课题。参与的教授都没有报酬。Shaw将记者提出的置评请求转给了公司发言人。这次会议后，Sokol向谷歌提交了一张金额5,000美元的发票。
2013年9月，Sokol与谷歌高级律师Rob Mahini合作，制定就不同专利问题举办在线会议的计划。Mahini确定了参会的教授人选，并让Sokol邀请他们。邮件内容显示，在说服教授为这次会议撰写论文遇到困难之后，Sokol询问Mahini谷歌是否可以提供一定的鼓励让这些教授参与。Sokol未解释他具体的指向。谷歌称，未向任何参会教授提供报酬。Mahini未回应置评请求。这次研讨会结束时，谷歌一名助理发邮件向Sokol询问他的账单情况。Sokol回复道，与上次一样，5,000美元。在被要求就此置评时，Sokol在邮件中写道，对于他组织的研讨会，他本应披露这类机构的资助情况，现在他已经这样做了。他还表示，他会披露针对其所写文章的任何财务资助。
悬而未决的专利纠纷
多年来，谷歌以及搭载其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生产厂商一直在回击甲骨文、苹果和微软的专利侵权指控。这一法律纠纷引发学界关注，两派均有学者撰文支持。谷歌曾寻求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法学教授Jorge Contreras的帮助，后者也提出要对美国专利法进行更宽泛的解读。
自2013年以来，Contreras撰写了大量有关专利的论文。谷歌为其中的两篇论文提供了资助，这两篇论文均披露了资助来源。Contreras的其他论文中没有提及他与谷歌的关系。谷歌为Contreras于2015年6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研讨会提供了资助。此次研讨会介绍了谷歌和其他公司是如何承诺不对这些公司的部分专利权进行强制执行、从而允许其他人/机构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Contreras在2015年6月前后将他有关该话题的研究论文提交给了谷歌负责政策的管理人士和律师。Contreras在电邮中称，他欢迎谷歌方面的反馈意见和评论。谷歌的一名律师回复称，这篇论文真是太棒了。该律师表示，如果可以简单提一提几件有关联的事情就更好了。相关电邮往来记录显示，双方约定进行电话交谈。
Contreras在一次采访中称，他把上述论文发给谷歌是出于礼貌，因为谷歌资助了此次会议。他表示，学者寻求有关自己论文的反馈意见是很常见的事，包括论文讨论到的企业的管理人员的反馈。Contreras称，他们是专家，是身处相关行业最前线的人，他的论文涉及这些专家所从事的工作。他表示，能得到反馈意见真不错。在上述研讨会召开前一个月，谷歌在Wilson Sonsini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召开了一次非公开的专利法通气会，对象是谷歌想要争取的几十名非常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拥护者。谷歌为Contreras支付了差旅费，请他就企业如何分享知识产权作了发言。Contreras称，谷歌并不会通过给教授钱来让他们转变立场，谷歌只是为支持该公司的研究提供资助。Contreras表示，他认为这里没有不诚实的问题，但谷歌会选择那些该公司知道会作出恰当发言的人。
可以信任的盟友
2010年，谷歌聘用了时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法律与技术研究人员的Deven Desai，让他寻找能够撰写有利于该公司的研究论文的学者。Desai称，在之后的两年中，他在相关会议和研究论文方面花费了谷歌逾200万美元，付给作者的稿费为2万-15万美元不等。
2012年9月，FTC已接近就是否起诉谷歌违反竞争法做出决定，起诉的具体内容包括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偏向自己的购物和旅行服务。当时，谷歌的代理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给FTC主席写了一封八页长的信函，为谷歌辩护，并附上了谷歌资助的研究论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2012年离开谷歌成为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法学教授的Desai说，他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编制名单，列出所有研究知识产权政策的重要学者，有了这份名单，谷歌的游说团就知道应该关注哪些人，有没有可能让他们写点东西。他说，谷歌很谨慎，点明这些资助是无条件的，是一种赠与，接受者可以随意使用。
2010年，谷歌向多名研究人员提供了40万美元经费，算是金额比较大的一次。这些学者研究的课题是如何改善用户的网络隐私。谷歌和其他一些科技公司收集个人信息，其中包括一些用户不愿意分享的数据。通常，这些公司会在隐私条款中告知用户哪些信息会被收集，而且通常会征得用户同意才会保留这些信息。但一些隐私权倡导者认为，这些条款又长又难懂，很少有人会读，他们希望推出法规限制个人数据的使用。当时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Ryan Calo在2010年获得了40万美元奖金中的一笔，但他后来发表的两篇隐私保护论文中，有一篇未披露资金来源。这篇论文建议寻找更好的方式提醒消费者可能暴露个人数据的问题，而不是屈从于压力，将放弃隐私条款作为监管策略。
他在一次采访中称，谷歌的资金给了斯坦福，而非他本人。但他说，他确实应当在两篇论文中都披露资金支持方。电子邮件显示，论文发表后，Calo继续与谷歌保持联系，并且在论文发表前与谷歌分享。Calo在2013年12月20日写信给谷歌管理人士，讨论他对于工智能、机器人和法律的看法时称，后续他将提供一份关于网络法变革的论文草稿，希望能够获得一些例证或思路。当时的谷歌管理人士Betsy Masiello收到抄送给他的邮件并回复称，如果Calo草拟了有关监控的论文，也请告知。
随后在见到Calo有关政府监控的研究之后，谷歌当时的发言人Dorothy Chou曾试图安排Calo参加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的节目讨论他的结论，但没有成功。她在2014年1月21日写道，真的希望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能够邀请Calo去阐述其观点。几天后她写道，有另外一个制作人要求讨论政府监控，已经告知这位制作人可以联系Calo。Chou没有发表评论，Masiello未回应置评请求。
目前在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担任教授的Calo表示，为了确保准确性，与所涉及公司讨论研究内容的做法很常见：如果你希望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学者，你绝对需要征得来自你所研究实体的参与和投入。他表示，谷歌管理人士会选取与他们本身观点存在共鸣的研究，然后扩大这一研究的影响力。(转载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