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赴英签证申请被拒，可谓命运的安排。如果这位学者在上世纪40年代去了伦敦而非美国，他成为高官的机会就很小–更别提能影响一个超级大国的航向了。但受益的是华盛顿。
布热津斯基逝世标志着美国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可悲的讽刺之处在于，在他逝世之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在拿北约被削弱的可能性引诱俄罗斯。布热津斯基的冷战式鹰派立场在他生前没有多少人能超过，战略头脑能胜过他的人更少。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尤其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General Brent Scowcroft)和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还活着。但布热津斯基自成一派。
当今美国面临的种种威胁，需要它在冷战期间培育的那种知识分子精英治国。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面临日益崛起的中国、气势汹汹的俄罗斯、四分五裂的中东地区以及趋于瓦解的跨大西洋同盟。驾驭这些风险需要具备才识和勇气，而这两种品质如今在华盛顿都不受重视。很难想象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人会在冷战期间的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校园以外的任何地方崛起。当时的美国面临苏联的威胁，因而渴求关于全球的知识。由于布热津斯基的祖籍是波兰，对俄罗斯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才识备受珍视。但过去的美国跟今天的不一样。对于过去那个曾向布热津斯基寻求建议的美国，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感到很陌生。
如果说布热津斯基的逝世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提醒美国它曾经拥有什么，现在还依然可能拥有什么。没有美国的开放胸怀，就没有布热津斯基的事业。布热津斯基于1928年出生在波兰，一辈子没改掉自己的外国口音。他也没有丢掉因看到自己祖国被纳粹和苏联人蹂躏而产生的悲剧意识。这一点让他的洞察力比其他苏联问题专家更胜一筹。甚至在成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之前，布热津斯基就预见到，苏联将会因官僚体制的僵化而崩溃。
正是同样的敏锐促成了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布热津斯基生前总是说，该协议应该扩大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他在中国问题上运气更好，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时代风格的农庄中，他与邓小平为美中达成协议举杯庆祝。
有失公平的是，布热津斯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贡献往往被基辛格(Kissinger)盖过–基辛格同样来自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这两个人在特朗普政府中都不会受欢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或者之前的小布什(Bush)和克林顿(Clinton)政府，对精湛的治国技艺也没有多大兴趣。布热津斯基当年以区区25个人管理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如今委员会膨胀至逾400人。布热津斯基曾抱怨称，官僚增多遏制了战略思考的空间。尽管布热津斯基生前恐惧的是特朗普，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奥巴马。布热津斯基在2012年质问道：“问题在于，奥巴马有勇气不仅讲大道理、还制定行动计划吗？我不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他的勇气。除了基辛格以外，其他任何人没有策划过一个总统任期内完整的外交政策。在被问及为何边缘化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而倚重布热津斯基时，卡特表示：“因为布热津斯基一晚上给我10个想法，而国务院一个月能给我一个想法就不错了。”现在有能够效力于未来总统们、正在初露头角的新一代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们吗？答案非常有可能是肯定的。但不太可能在华盛顿的律所和智库中找到他们。曾让布热津斯基如鱼得水的那个美国，重视独立思想家。当今美国的氛围，让持非主流观点的人士在政府中寸步难行。跟大多数人一起犯错，好过孤独地坚持正确意见。布热津斯基在2003年因反对入侵伊拉克而受到抨击。虽然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但这也削弱了他的影响力。
布热津斯基生前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他在临终前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有任何想法。“当前的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总统按照自己选择的主题发言……这些主题没有一个具有实质的战略意义。”这是他在特朗普破坏性的欧洲之行前给出的温和结论。如果他看到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肯定会十分痛心。布热津斯基的成就证明了知识的价值。你越了解这个世界，你就越有可能影响它。按这个标准衡量，美国正在迅速丢掉自己的影响力。(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