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上过的经济学课程之一将完全竞争(被评判为好事)与垄断(不被认为是好事)进行对照。一个不那么糟糕的起点是看到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方面是倡导自由市场的奇迹，另一方面是赞成霸王企业的劫掠。但垄断权力经常似乎是昨天的问题。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在1911年被分拆；AT&T在1984年被分拆。以至于当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担心公司太大时，我们想到的是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构成系统性风险。但是，我们正开始再次注意到企业成功(而非企业失败)的风险。
最明显的例子是数字领域的大企业：谷歌(Google)主导搜索；Facebook是社交媒体的巨人；亚马逊(Amazon)统治线上零售。但是，正如五位经济学家在一份新的工作论文中所记载的那样，总体而言，美国商界正在变得更加集中。戴维•奥托尔(David Autor)和他的同事们考察了美国的676个行业–从卷烟到贺卡、从乐器到高利贷机构。他们发现，在制造业、零售业、金融业、服务业、批发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这六个部门的典型行业里，大型公司的产出占比更大了。
以1980年代初为例，在任何给定的美国制造行业，最大4家公司在行业销售中平均占到38%；30年之后，这个比例变成了43%。在公用事业与运输业中，最大4家公司的占比由29%升高至37%。在沃尔玛(Walmart)和亚马逊主导的零售行业，占比升幅是戏剧性的：从14%升至30%。这一现象令人惊讶。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人们也许预期市场会变得更像完全竞争的教科书模式，而不是更不像。去监管应该会提高竞争程度；全球化应该会让成熟企业面对来自海外的压力；透明的价格应该会让“肥猫们”更难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何竞争没有削弱领先公司的市场地位？最简单的答案是：这些公司非常擅长自己所做的事情。竞争对它们而言并非威胁，而是机会。2007年，只有微软能够跻身全球最具价值的10大公司之列，那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科技企业蕴藏的潜能会有多大。
奥托尔教授及其同事所称的“超级明星公司”通常效率更高。这类公司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销售，所以利润率更高。谷歌就是最纯粹的例子：它的搜索算法凭借本事赢得了市场份额。其他搜索引擎唾手可得，但大多数人并不使用它们。但是，这一模式适用于更广范围：超级明星公司成长壮大，靠的不是避开竞争对手，而是击败它们。这并非完全是坏消息。但也并非完全是好消息。超级明星公司现象是对人们很少注意到、但令人担忧的一个趋势的最好解释：自19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里，劳动者在经济蛋糕所获得份额一直在稳步减少(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劳动力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大大加深了)。
自1980年以来，美国劳动者–从理货员到首席执行官–在经济增加值中获得的总回报的份额从约66%下降到约60%。这种“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经常被归咎于国际贸易让劳动者的日子更难过，让自由流动的资本的日子更加好过。奥托尔教授和他的同事基本没有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相反，超级明星公司似乎是其中原因。整件事十分简单。这些公司的生产率非常高，能以更少投入实现更大产出。由于具备这种盈利能力，公司增加值中流向股东的部分更多，流向劳动者的部分更少。发生在这些公司里的情况，倾向于在整体经济中得到反映，因为超级明星公司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这一切都让政策制定者感到头疼–假定他们关注这个问题的时间足够长的话。所需的政策回应是微妙的：毕竟，创新型、生产型公司的增长是可喜的。这种增长的意外后果才构成问题。这些后果不容易预料到，但存在两种可能性。美国经济最终要么像亚马逊，要么像微软(Microsoft)。如果像亚马逊，未来美国经济的特征是毫不留情的竞争，是消费者的天堂，但却是劳动者的噩梦，并时刻存在着一种风险：霸王企业可能随心所欲地扼杀竞争。
如果像微软，那么未来美国经济就成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妙语“垄断利润的最高境界是安逸日子”的体现。1990年代，曾经杰出的微软决定放下吊桥，把消费者关在里面，把竞争对手挡在外面，由此出名。无论是哪种情形，普通人都会沦为输家–除非他们在得到劳动报酬的同时享受到资本回报。从长远看，超级明星型经济可能成为一个技术乌托邦，谁也不需要靠劳动来谋生。那将要求对我们的经济制度进行一场相当规模的重构；我不会押注碰巧会得到这种结果。(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