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A： 如果你所称的“海妖伺服器”(Siren servers)导致我们的许多工作受到冲击，那么如果延续这种发展趋势，你认为20年后，资料驱动经济的发展状况会是怎样？
拉尼尔： 我认为资料驱动经济可以发展成为美好的事物。要让它成为美好的事物，需要一定的因素，现在主要缺失的因素是更为全面和更为诚实的会计制度。单靠这一个变化就可以让资料驱动经济变得既具有创造力，又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目前我们没有那种制度。例如当你使用谷歌或微软自动翻译某文档时，这个过程似乎显得颇不可思议。有人能够帮我将档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是免费的，这难道不好吗？但事实绝非如此。在数位化的网路世界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是由人来完成的。不会有什么天使或外星人出现来充实网路，让整个网路能够运转起来。
现实情况是，这些提供自动翻译的公司会搜索互联网碎片，查找之前存在的翻译内容。自动翻译的结果只是对既有翻译进行统计后的东拼西凑，而既有翻译是由真实的人所完成的。所有这些真实的人都位于幕后，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能够得到报酬。
现在，你也许或说，你会给这些人每人几分钱，谢谢他们为资料库所做出的贡献，但这些钱数位太小，可以忽略不计，而这点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但如果你计算一下所有提供自动翻译服务的网站，以及这些自动翻译服务所发生的数量，那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小型交易。这些数字相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就体现了人类翻译者所贡献出的真正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将启动一个面向所有人的版权计画。
这也带来了许多许多的问题，而且许多人质疑是否值得去追踪所有这些价值链，或者说这样做是否有道理。这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科技的角度来说，这项工作绝对可以完成。一些人担心这项工作太过复杂，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目前进行的工作有多么地特别和复杂，都已经达到了离奇的程度。如果拥有诚实的会计制度，那么完整的资讯经济就会被简化，而且其效率比我们当前的效率都要高。其中的工程设计工作并不会让我感到害怕，其成本也不会吓到我。真正难以去表述的，或者说让我感觉挑战最大的难题是：究竟是什么情境会让我们从存在严重不均衡的已有体系转变到我刚刚形容的那种体系？
我估计最可能的情境是诞生某种体现网路价值的新平台，而且显然众多新平台将会出现。也许是3D列印，因为该行业内的众多公司目前仍然规模非常小。或许它们会团结在一起，然后说“如果不采用现在通用的Linux模式，而是让人们在使用3D设计时要付费，让我们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方法奏效，许多人通过为3D印表机进行设计而取得了成功，该行业的价值也会因此而飙升，那么这种模式或许也会得到其他行业的效仿。在书中，我也提到了未来其他可能会提供这种机会的平台，例如联网的人工腺体。
我们还可以想像其他的机制。最近，我与诺姆•尼森(Noam Nisan)等同事谈过一些想法，其中一点是试图在数位网路中找到高效、持续、递增且大规模的集体协定方式。如果有大量的人为某资料库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将可以把自己的价格定在某个中值，而不是抢着去压价。我相信这种机制是可以存在的。
记者A ：你是否认为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我们中的众多人早已经放弃了手中的权杖，至少在个人资料方面如此？
拉尼尔： 截止目前，转变问题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但正如你所知，过去进行过许多的转变，因而我认为未来我们也将可以实现众多转变。
让我用一段美国历史来举例。最初，美国西部的土地被视作不要钱，尽管免费土地这件事情带有一定的欺诈性，因为你必须通过垄断的铁路系统才能到达那些土地。但它与当前的情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两者也带有相同的冒险色彩。最终人人对结果感到满意是因为我们通过更多人作为平等公民与他人进行交易使得我们从免费土地和垄断铁路转变到一定程度的实体经济。所以美国西部的发展是一个有用的模式。
有一部美国西部片名叫《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我个人很喜欢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拍摄于1962年，由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和约翰•韦恩(John Wayne)连袂主演。电影讲述是政权的更替–在前一任政府的统治下，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但政府倾向于持枪歹徒和贵族，而后一任政府的执政基础是法律之下的平等公正，那样对人人都好。我觉得这种类比是非常合理恰当的。
有成功的转变，同样也存在一些非常糟糕的转变过程，我非常讨厌的一种模式就是直接革命，因为它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确定接下来要发生的情况。你知道自己将打破许多东西，但不清楚最终得到的体系会更好还是更加糟糕。
在科技界中，有许多人在谈论革命问题。人人都希望自己像神一样神圣。人人都想成为改变世界的人，成为独一无二的人。这让我想起许多人曾经说过，他们将见证马克思主义革命，一切都将好起来。问题在于你想像自己可以控制一切，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也许所有发生的一切将会伤害到许多人。认为我们将变得独一无二，我们将改变一切，这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愚蠢、不成熟且残酷的观念。更为理想的一种想法是不管方法有多么地不完美，但我们努力去逐步改善一切。
记者A： 即使在一个能够给我们的资料以公平报酬的世界里，我们又如何去避免自我商品化呢？当我们对自己所做出的贡献无法加以控制时，又如何去让它与其他人的贡献有所差异呢？
拉尼尔： 我在书中所提议的是一种苛刻的数学系统。我相信该数学体系无法全面地展现现实情况，这也是此类系统始终存在的一种状况，但不管怎样，它可以做到非常直截了当。该系统基于“假设”计算。问题在于，如果我的内容从未存在过，那么要在特定的云计画里面加以区分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没有翻译过书籍，人们也不可能从中提取大量的例子，那又会怎么去影响新的云翻译的市场价值呢？
如果企业家不能去进行此类假设计算，那么也就意味着其云运算的结果是随机或无序的，而他也不应该从中去赚钱。数位经济建立的基础应该是如果不能计算资料库贡献者的价值，那么就不能靠自己的计画来赚钱。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能够计算和认可贡献者的价值将成为是否能够从中获利的衡量标准，因为其他的计算都是随机且无序的。换而言之，其他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是网路效应锁定租金，而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数字创业者应该是依照他帮助他人所创造的财富来按比例提成。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棘手的概念，但它相当地直截了当。当你借助某种数位网路计画来赚钱时，其中既有实际价值创造，也有锁定或网路效应带来的收入。如果要想知道这两者的差别，要区分并不难，因为如果一般人有不被锁定的灵活度，那么你就可以计算当他们离开时你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最终，数字基础设施企业的利润将会变得更符合常态，只有7%，而不会是高达7,000%(大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锁定效应都同用于计算的资料库的价值无关。所以个人贡献者的价值会累加成为整个资料库的价值，而作为企业，就应该在该基础上再去增加价值。
那样即使没有监管者，这种资讯经济的设计也会不断对你强调锁定租金收入，而结果就是更具生产力的社会。关于数位网路，它们既可以提高生产力，也可以大幅降低生产力。差别在于人们是因为真正的创造价值还是因为单纯地依靠网路效应来赚到钱。向资料库贡献者付费是了解其中分水岭的重要测试方式。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不再需要监管者，但仍然拥有一个受到管控的数字经济。
记者A： 你设想了一个“定位于中产阶级的”资讯经济。在该经济体系中，资讯不再免费，但至少是平价的。那么工人阶级要如何融入该经济体系中？
拉尼尔： 对我而言，关键在于在数位系统中进行互动的人的收入是呈幂律分布还是正态分布。简单来说吧。在谈到中产阶级的时候，我的意思是社会收入更多地呈正态分布，而并非幂律分布。幂律分布有一个高高的尖塔，外加长长的尾巴，两者之间是很短的“颈部”。也就是说只有少数的赢家，其他所有人则都是艳羡者。免费图片分享应用软体Instagram和美国偶像节目(American Idol)都类似于幂律分布。正态分布则是对人群整体进行度量的结果，不会去进行分类。
经济学的数学计算里面有一个固有的难题，即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中的个体自主权，那么就会有不同的个体收入，人们会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样就会导致各种层次的收入，而根据任何具体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总会有些人落在末尾。不同的衡量方式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被落在后面的人群也会有所不同。但总会呈现出某种类型的分布，有人就位于分布图的底部。
我想指出，据我所知，任何衡量社会好坏或是否有进步的方式都存在一个相似之处，即看正态分布的中间是否有一个高高的驼峰，这同我们是否愿意称这一块为中产阶级无关。如果你喜欢安•兰德(Ayn Rand)的作品，那就不得不承认，没有顾客就没有市场。而且顾客必须来自于中产阶级，否则市场本身缺失可持续性。同样，如果你是政府公务员，也应该希望国家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否则收入失衡将会导致民主流程受到腐蚀，这也正是美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如果你是社会大众，你也必须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否则社会将会分崩离析，出现社会等级制度，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各地一再出现。
人人都应该想要出现同样的分布曲线。正如我在书中所指出的，不同类型的数位网路设计将会导致幂律分布或正态分布。如果我们选择可以带来正态分布的网路设计，那么就可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数位社会。那就是该书的中心思想。
但你问的是谁会被落在后面。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拥有一个真正的资料社会，而且该社会有诚实的会计制度，那么有一点非常神奇，那就是只要活着，你就会给该网路做出贡献。即使有人试图尽可能地漠然和游手好闲，他至少也会给现代网路计画贡献一定的价值。有时相比那些在做实事的人而言，这些人似乎在网路上更为积极。这个网路社会需要人们的大量参与，来计算各种与云相关的东西。因此很可能即便是低阶层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网路世界里找到合理的生活基准。
全面的数字经济可能最开始时会从人们那获取更多的价值，所以即使是位于正态分布最差的那一段，你也可能发现基准线没有赤贫那么可怕。但分布图体现的是分布状态，所以仍然会有人位于最底部。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帮助人们脱离分布图中最底部的位置。
记者A： 你的思想核心是“经济尊严”这个概念。为什么这点对于健康的经济而言至关重要？它与之前的经济革命的目标有何区别？毕竟尊严曾是美国在一个世纪之前所努力抗争的目标。
拉尼尔： 尊严意味着经济中的众多参与者都是扮演着一等公民的角色，能够同时担任买方和卖方，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进行选择。如果不能实现这点，那么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在书中提到，在数位网路诞生之前，一直到20世纪末，中产阶级出现的方式——也就是让社会收入分布呈现类似于正态分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特殊的棘轮机制，我在本书中称那是“防洪堤”。这些机制都有些许人为的感觉，就像是计程车驾驶执照、工会会员资格或类似的东西。总是要翻过某种山丘–不管这种“山丘”是否明确存在–然后才能跻身一个受到保护的阶级，从而获得集体协定的权力。大学教育和中产阶级抵押贷款就曾在一定程度上像是个漏水的防洪堤。
数位网路过去一直在冲击所有这些“山丘”，将它们瓦解，那也是互联网过去一直在伤害中产阶级的主要机制。
以计程车驾驶执照系统为例。其本身远远达不到完美的标准，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彻底腐败的。但不管怎么样，它是通往中产阶级的一条道路，对于移民一代来说尤为如此。现在有了Uber这种互联网公司，在乘客和有车待租的司机之间直接搭起了一座桥梁。任何人都可以主动地去与计程车司机进行竞争。这也由此导致了人人争相报出最低价，因为这些公司所选择的效率方式导致了幂律分布，凡是使用Uber电脑的人就会生意兴隆，但其他每个人都在拉低彼此的收入。所以尽管从相当短期的角度来看，此类对防洪堤的攻击能够提高效率，但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收入的幂律分布，破坏了市场的基本顾客基础。这种做法最终将会自食其果。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种有机的方式来打造呈正态分布的收入，取代传统的专门的防洪堤系统，也许我们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更诚实的、更公平的、更持久的、同时腐败更少的社会。我的想法可能是错的，但只要去计算一番就知道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意义。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方面存在一定的潜力。
记者A： 如果一定请您进行预测，那么您认为未来将把握在谁的手里？你对此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呢？
拉尼尔： 我认为这是完全乐观的一件事情，但我想稍加解释，因为有人说过，“读过您的书后，我感觉非常沮丧。”可我的感觉与此截然不同。悲观主义者是那些看不到改善空间的人。世界上最悲观的人是那些盲目乐观的人，因为这些人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我在科技领域认识成千上万这种人。科技领域有许多人认为经济和数位技术世界的情况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我们正在营造一个理想的完美境界。但我持不同看法。
事实上，我之所以撰写这些书籍，是因为身处科技行业时，时不时听到一些花言巧语，称我们正在为这个世界创造大量的美好和幸福。当你突破科技行业的范围环顾四周时，会发现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人真正发展得很好，而整体上中产阶级正在走下坡路，从全域来看即将出现巨大的问题。我无法容忍这种脱节。在我看来，盲目乐观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虚无主义。也许是一种裹着糖衣的虚无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比公开的虚无主义更具欺骗性。
而乐观派会说，我看见了问题，但我会开始去寻找解决方案，尽管这项工作非常艰难。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
我不清楚从盲目乐观主义到真正的乐观主义要经历多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是否本世纪就可以实现，还是要等到3个世纪之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那点，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希望文明的原则是个体之间进行互动，那就必须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这个道理是坚不可破的。想要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文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转载自沃顿知识线上，2013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