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早前公布的2017-2018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案，我在国会发表了十多分钟的演说。对于自由党政府的这份财政预算案，我感到很失望，因为它不单违背了杜鲁多在上届大选的承诺，而且还在欺骗和误导选民。为何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自由党不断地说他们的鸿图大计，说这项大计在未来10年要花X亿，那项大计在未来5年要花Y亿，但当您仔细閲读这份预算案，却惊觉这些大计在未来一年竟然是没有政府拨款的，而是要等到下次大选前才开始拨款。
2017-2018年很多国民所需的项目都是零拨款，例如处理无家可归问题、改善原住民居住在保留地的生活状况、居住城市原住民的房屋需要、协助家庭托儿服务、洁净空气计划、加速取代煤炭发电、协助退伍军人家庭及紧急财务支援等没有获得拨款。但政府却给予最富裕一小撮人的税务优惠和漏洞却在继续利益输送。反观平民百姓却生活艰难，在此我举出几个来自温东家庭的真实遭遇，让大家了解杜鲁多的这份财政预算案是那麽失败。
Kalev是一名全职的律师，与几位朋友一起在温哥华东区租屋住。初为人父便面对着托儿服务问题，既昂贵亦不容易找到。杜鲁多四处向人说他如何关心托儿服务和在这方面他做得多好，但在自由党的这份财政预算案里，政府新增拨款用作创设托儿服务是零！过去两年，托儿服务的费用增加了8%，在全国多个城市，每月的收费高达$1,600。请问杜鲁多所说的“带来真正的改变”在那里？
我们转个角度谈医疗，大家知不知道加拿大是在已发展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有全民医疗保健但没有全民药物保助制度的国家？自由党政府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只是继续保守党给各省政府医疗拨款的紧缩措施，亦没有处理国民的药物问题。近期多项调查都发现，全国有超过8%的老人家因为药费昂贵而没有购买处方药物。但这个现象并不单单发生在老人家身上。我见过有人为了省钱而只服用指定药物份量的一半，让他们能够延长服药时间。有些人更是隔一天才吃药。由于没有全民药保，很多加拿大人都无法负担所需的药物。
Marianne给我信件讲述一位长者患有柏金逊症的困难，需然卑诗省有药物补助而这立长者更购买了额外的医疗计划，即使如此，他每年还是要自己支付$5,000才能获得所需的药物。虽然他已经70岁了，却仍要全职工作，因为他担心退休后会不够钱买药，但工作却令他的病情恶化。这些真实个案令人心酸，无法负担药物是也是加拿大人所面对的现实。
但我们其实有别的方法，若果我们堵塞富人的种种税务漏洞，我们便可以有资源建立全国的药物保健计划，不单让加拿大的病人脱离苦海，更能够节省医院急诊室和长期病床的开支。要知道，病人住院一晚的费用大概是$1,500。预计建立全国药保每年的费用是60亿，政府其实是可以负担的。(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把大企业的利得税削减，由从前37%减低到15%，美国的联邦企业利得税一直维持在35%。)政府只要调升税率，便足以支付全国药物保健计划的所需经费。
杜鲁多虽然经常说会在对待原住民方面作出改变，但这份预算案在这方面也是失败的。原住民年青人问题对严峻，但自由党的财政预算案却竟然交白卷，连一个仙的经费都没有。Christine给我来信说当她想到面对困境的原住民青少年感到唯一的出路是自杀而感到痛心。由于温东是全国第三大原住民离开保留区所居住的城市，她请求我在国会为原住民发声，要求政府正视和协助解决不能再拖延的问题。加拿大的大企业每年把400亿的资金调到海外避税天堂，政府每年因此损失70亿税收。政府真的无法支付1.55亿让原住民的年轻人跟非原住民青年一样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吗？我们所做的选择，反映出我们是什么人。
此外，身为温哥华东区的代表，我不得不提房屋问题。自由党在选举时承诺十年200亿的房屋计划，但执政后政府的计划是十年83亿，比所承诺的一半也没有。更令人失望的是，九成的拨款要等到下次大选之后才有着落。全国数以千计的国民都面对着可负担房屋的问题，情况在温哥华更严重。但自由党到了今天仍然停留在只讲不做，并且说要等到赢得下届大选之后才着手。
财政预算案讲求政治意愿和先后比重。当我们讨论如何建立全国药物保健计划、全民托儿服务、全国可负担房屋计划时，又或消除贫困的策略和投资时，讨论都基于一个不能负担的假设。我们其实是可以承担的，但需要政治意愿和定为优先项目。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的近期研究指出，若果把所有给予最富裕一群的利益和税务漏洞堵塞，单在2011的一年里面，政府便可以收回超过1,000亿所失去的税收。
2017年财政预算案本来可以着手处理收入不平衡的问题，但可悲的是自由党仍然跟保守党走着同样的路。所谓经济增长若果只是少数幸运的人所享有，那是没有意思的。自由党这份预算案，对加拿大人当前所面对的问题没有带来多少帮助。我不得不问，自由党所说带来的“真正改变”究竟在那里呢？(文/关慧贞，温哥华东区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