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工作中跟某人就一个原则性问题吵了一架。回到家，我将吵架的过程一字不落地讲给我闺女听，指望得到她的力挺。不料她翻了个白眼。“对方真可怜，”她说，跟我的对头站在一边。“真可怜？”我重复道，很是吃惊。“你很难搞，”她解释说。“你自己还不觉得。”
她后半句说得没错。我没觉得自己难搞–我明明很讲道理。想看看别人是不是也这么认为，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调查。我逮住见到的第一位同事审问：“我难搞吗？”刚脱下外套就被人当面质问让他看起来很尴尬。“是的，”他说。我又问了三个人。他们也都这么回答。
难搞在工作中通常不是什么好事。亚马逊(Amazon)上有1,387本书教人们怎么对付难搞人士，比如《对付难搞人士不用纠结》(Since Strangling Isn’t an Option)。但我却找不出哪怕一本小册子叫做《我很难搞怎么办》(What to do When the Difficult Person is Me)或是《怎样成为有影响力的刺头》(How to be Difficult and Influence People)。
作为一个专栏作家，难搞是工作的一部分–要是不喜欢时不时惹恼一下读者，那未免太乏味了而且也写不好专栏。事实上，作为一名记者，个性难搞还能帮上大忙。我能想到一两个作者，他们难搞到极致，所以稿子从来没被修改过。他们写的东西总能登在最好的位置，因为否则的话，由此引发的鸡飞狗跳没有哪个编辑能招架得住。难搞还有其他好处。比如别人不会拿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你帮忙。最重要的企业生存法则之一就是要避免吃力不讨好，因此难搞可以说是纵横职场的一大利器。难搞还意味着你更能坚持自我。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你得难搞到足以坚持按你的主意办事，但也不能做过头让别人都拒绝和你共事。
难搞的人也分很多种。书上列举出一些常见的分类，他们的共性是不讨人喜欢：自恋狂、变态、被害妄想狂、长舌妇、怨妇还有那些脾气火爆的家伙。然而，还有一种人很难搞却没见哪本书提到过，而这些人一点也不讨人厌。那就是女人。人们认为女人的难搞程度远胜于男人。在谷歌(Google)上搜“一个难搞的女人”显示出的结果比“一个难搞的男人”多一倍–而且与难搞的男人相关的搜索结果多数都不能算数，因为这些搜索结果紧接着就是“去搞定”。
与此同时，说女人难搞的大部分人都是男性。我一大早询问的四个同事都是男的。后来我又问了四位FT的女同事。人家就一致认为我“不是特别难搞。”如果有位女性有时打算反驳别人，或并不总是和大家意见一致，又或者为了自己的立场而抗争，那她就会被贴上难搞的标签。而如果你想做些事或者改变点什么，就必须做以上所有。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被英国前内阁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称为一个“难搞得要死的女人”–考虑到首相面临的巨大挑战，本人倒真希望如此。
为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又问了一位男同事，此人本身就难搞无比，而且讲话总是命中真相。“不，”他说。“你不是难搞。你是顽固、犟筋、死心眼，有时还不可理喻。”这让我很是希望自己仅仅只是难搞。其实被称作“难搞的女人”让我还挺受用的。除去感情色彩，这个词本身也是一种恭维，它意味着“人们得有一定水平才能理解我们”。普鲁斯特(Proust)就比伊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难以理解得多。
关于难搞还有一点。它是地位提升的特权。如果你的职位很低，难搞很有可能导致被炒鱿鱼。而你的职位升得越高，让你发挥难搞的空间也就越大–同时你也越需要变得难搞一些。今年夏天，我将告别新闻业重新开始一项新职业，受训成为一名数学老师。我将不得不跟新同事们好好相处，所以我要充分享受自己尚能难搞的时光直到最后一刻。(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