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一边喝着港式“奶茶”–一种添加了浓缩奶或炼乳的浓红茶–一边向我吐露了她为什么在大学选修心理学的秘密。“我想了解自己。我想了解其他人，”这位23岁的公民社会工作者说，那天下午五六点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茶餐厅消磨时光，茶餐厅是一种中国南方风格的餐馆。她要求我对她的身份保密，因为这些日子里，中国政府动不动就指责任何从事公民社会工作的人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代表，所以这里我只用她的姓：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董女士这样具有社会意识或积极参与感。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尽管对外国事物的无端恐惧越来越大，但心理学却很“红”，或者说很时尚。在我在这里作报道的13年里，“心理科学”(Psychology)和“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的受欢迎程度已有巨大的增长，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数以千计的人通过沙发疗程或杂志专栏为人提供面对面或网上的心理咨询服务。学生中的自杀问题令大学不安，所以每所大学都有一个咨询中心。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那些想当心理分析师的人有一个多层次的认证体系，但也有些人非法营业。当然，心理学流行的部分原因是受海外流行文化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常有自我分析，其中的心理学语言似乎很在行，也很令人向往。
诚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也许足以让任何人有需要咨询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但具体到世界的这个地方，一种儒家学说和共产主义的特殊组合有时会导致非常极端的社会和政治压抑。心理分析在中国已经时机成熟。
这里的人民专政始于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1949年，最终导致数千万人在政治运动和饥饿中死亡。人们仍不能自由地承认这种痛苦，因为导致痛苦的共产党仍在掌权，仍在用铁的手腕统治国家。还有关于生殖这个最隐私问题的遗憾、甚至是折磨。为了不违反1979年至2016年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被迫打掉了“非计划的”胎儿。就在本周，我和一名59岁的女子聊天时，她仍思念着24年前她不小心怀上、后来不得不打掉的第二个胎儿，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各种各样压抑的单子很长，把它们都理清当然也有障碍。儒家学说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行为礼仪、或“礼”可能严格限制了一个人可以说或做、甚至感觉的东西，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一个接受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训练的中国朋友最近表示，人们对敞开心扉表现出的难度令她失望。她说，孩子自出生起就遭受迫使他们按照某种模子发展的来自家庭和学校的精神压力，这让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想要什么，但他们知道出了问题。
我问这个朋友这些日子里她在自己的心理咨询对象中看到的一些深层问题的例子。她指出的两个问题对于一个强调家庭重要性的社会来说也许颇为奇怪，这两个问题似乎都来自对家庭的不感兴趣：一是许多婚姻的感情状态很糟糕，二是儿童过早地与他们的主要照顾者分离–为了让父母工作，不少孩子被送到寄宿学校或亲戚家寄养。她组织过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讨会。
再就是令人烦恼的父亲问题。在儒家体系里，皇帝或领袖对人民，就像父亲对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是负责管他们的。共产党的权威制度密切地反映这种儒家体系。董女士说，“我爸说，‘我是你爸，所以我说的话都正确。’”她(也许一点已不奇怪地)补充说，“我和我爸的关系不近。”有人会说，这句话里就有不少需要处理的问题。(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