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我们有责任追逐这些利益。”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在1848年大英帝国鼎盛时期描绘英国外交政策时如是说。“英国是一个强大昌盛的国家，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
说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这位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身上受到启发就未免太扯了。帕默斯顿的风格明显不适合社交媒体时代，但那些绞尽脑汁想从特朗普发表的大量“推文”中判断其世界观的人士，不会看不到两人身上都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忘掉历史上的种种纠葛、联盟和敌对关系吧–本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将制定自己的规则。“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看上去颇有“美国独行”(America Alone)的意味。
至少这就是他的计划。美国设计了当前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但特朗普打算制定自己的规则。他一上来便要抛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还有，无需再怀念那套旧的地缘政治秩序–所有关乎共同价值观和民主的东西。这位当选总统会很乐意站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一边，与即将离任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及共和党外交政策建制派对着干。
特朗普还利用自己的Twitter帐号，通过挑战涉及到台湾问题的“一个中国”政策，质疑美国40年来与中国的接触方式。别指望特朗普的政策会保持连贯性。前一刻，他还保证美国将从中东暴虐混乱的局势中抽身；后一秒，他又说要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他之前曾表示这样的政策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些期待特朗普带来宏伟计划的人士将感到失望。相比战略思考，特朗普更喜欢做交易。他那“让美国再度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政纲只是直觉、偏见和冲动组成的大杂烩。其中混合了经济民族主义、对“全球主义”的憎恶、对外来移民的敌视、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过度关注，以及对大国关系抱持的可以做交易的、零和的观点。此外还有他对北约(Nato)毫不掩饰的蔑视，以及在为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方面的含糊其辞。
尽管如此，拒绝让美国在国际上承担领导角色与恢复美国权力和声望（或许可以称之为“好战的孤立主义”）之间的矛盾，恰恰抓住了美国人民的想法。伊拉克、阿富汗两场不必要战争的后遗症让民众不再支持海外冒险主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6月的民调显示，近六成美国人希望美国“处理好自己内部的问题，让其他国家尽它们所能去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但同一民调也表明，多数美国人仍希望美国保持其全球主导地位。
孤立主义者的自得
美国的盟友们发自内心感到恐惧的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为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画上句号。除了高举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他还承诺拒绝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义务。他可能绕过欧洲各国领导人与普京敲定某个协议，还可能推翻国际社会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他在美墨边境修建阻挡墨西哥移民的隔离墙及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提议已令欧洲人震惊，但他们担心的战略性问题是孤立主义者的傲慢，即放弃美国在支撑着西方的国际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是上世纪30年代那段历史：在欧洲坠入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深渊之际，只顾自己的美国选择了袖手旁观。
当然，盟友们已开始尝试适应美国新政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是首位与特朗普会晤的外国领导人。安倍欢迎特朗普对北京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也担心美方对日本的安全承诺遭到弱化。特里萨•梅(Theresa May)领导下、处于退欧阵痛中的英国政府，仍然比往常更紧张地想要牢牢抓住“英美特殊关系”这类东西。此类关系根本无法代替战后安排中的系统性、制度性合作。没有美国的领导，“西方”这一概念将失去其应有之义。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前顾问、目前为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一名主管的马修•伯罗斯(Mathew Burrows)言简意赅地指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不再划算。相反，特朗普认为，美国自立的程度足以让其抛弃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秩序，即便其他国家会因失去美国的领导而受损。”
伯罗斯指出，美国的盟友们早已断定特朗普既不可预测，也不可靠。中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决心，不大可能因他那些挑衅性的“推文”而弱化。普京无疑认为，与没有经验的特朗普打交道，他肯定会占上风。
“我们得看看他的话有多少会被付诸实践，”一位资深欧洲外交官谈及特朗普的种种言辞时表示，“但十分清楚的是，特朗普正在终结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另一位欧洲资深政策制定人士评论称：“我们都将与新一届政府达成双边协议，但假装大西洋两岸之间意见一致是愚蠢的。”特朗普对多边主义不屑一顾。但在欧洲，多边主义是一种信仰。
钟摆理论
眼下，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如今极少有这样的人)大概会指出，自美国国父们那个时代起，美国在全球的兴趣便时高时低。钟摆回荡在孤立主义与例外主义之间，从单边主义到多边接触。特朗普希望欧洲解决自身的种种问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其告别演说中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当时，这位美国首任总统指出，欧洲“经常发生的争执”与我们“毫不相干”。
25年后，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放弃了孤立主义，宣布这个成立不久的共和国对整个西半球拥有宗主权。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开启了美国自己的帝国征途。二战结束后，华盛顿方面吸取了1930年代的教训，设计了美国主导的新全球秩序。
从更近时期来看，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一上任便拒绝京都气候变化协议，退出美俄1971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发生后，他抛弃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转而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方面将世界划分为“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如果其他国家想加入这一“意愿联盟”，那没问题，但美国不会受北约等多边组织的约束。小布什在其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夕所作国情咨文中以类似帕默斯顿的口吻宣布：“这个国家的方略不依靠其他人的决定。”
结果表明，美国的单极时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中东推动民主化事业的新保守主义梦想败给了伊拉克血腥混乱的局势和美国国内对生命和财富巨大牺牲的不满。小布什第二任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修复美国与盟友之间被他在第一任期破坏的关系。北约军队受邀进驻阿富汗，而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德国和法国获得谅解。
根据乐观主义的叙事，小布什所学到的道理，特朗普将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全球权力平衡已经向日渐崛起且更为强硬的中国和好斗的俄罗斯倾斜。一些地缘政治现实是这位美国新总统无法否认的。
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从其国际承诺和同盟关系中抽离出来是不可能的，虽然这种想法对一名交易高手颇具诱惑力。经济相互依存的状况无法单凭主观愿望来摆脱，军事力量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正如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中发现的。收缩也不是取代接触的可行之路。在世界任何地方，美国都有需要促进和保护的国家利益–无论是经济、商业利益，还是地缘政治和军事利益。
奥巴马的对策是走中间道路，将现实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重塑美国作为具有号召力的大国的角色。有时，中间道路有效，例如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达成。在为拒绝介入叙利亚内战辩护时，奥巴马对《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表示：“我们在胸怀慈悲的同时需要保持头脑清醒……有时我们最多能做的是将一些可怕的事情曝光在聚光灯下。”批评者指责奥巴马让可取的谨慎不知不觉变成了软弱的不作为。
不论怎样，钟摆理论的支持者有其道理。这样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特朗普上任伊始便大搞单边主义，随着时间推移才发现自己受制于大国竞争的现实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局面。
特朗普很快将发现：打击“伊斯兰国”(ISIS)需要其他国家的协助，而且若倒退回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时代，美国企业也将是最大的输家。同样可能出现的一幕是，特朗普与普京惺惺相惜的日子不会长过小布什、奥巴马在试图重置美俄关系时作出的类似尝试。
盟友不可替代
然而，一种错误的观点是认为往日可以重来–认为经过孤立主义造成的几多动荡、危险的岁月后，美国治下的和平还可以恢复“如初”。世界已经改变。美国权力遭遇挑战，而挑战不仅仅来自中国。美国国内政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曾经代表美国权力的扩张：福特(Ford)、IMB等美国企业获得了新市场。
如今，这一体系常被视为美国就业的敌人。大国间的竞争日益尖锐。美国在追求本国利益过程中发明的全球化，如今却让中国及其他地缘政治挑战者从中获益。
本周五特朗普将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按大多数计算方法，美国的军事实力未来几十年都将无可匹敌。但主导地位并不等同于霸权。特朗普将会发现，他的大部分目标仅靠美国单枪匹马根本无法实现。交易不能取代盟友，在Twitter上发表愤怒推文不能重振美国的权力和声望。帕默斯顿说得对，在地缘政治层面，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但即便在鼎盛之时，大英帝国在追逐利益时也需要朋友。
从目前的迹象看，以特朗普的思想观念和性情，他不会看到这些羁绊。短期风险显而易见，包括因为误判而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发生正面对抗、与俄罗斯达成一项“协议”从而鼓励普京在东欧的复仇主义，或者与伊朗爆发冲突。从长远看，威胁在于，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治下的和平”–使世界在过去70年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可能逐步瓦解，倒退回大国冲突的“霍布斯世界”(Hobbesian world)。(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