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初，我与同事在美国华盛顿拜会了若干智库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就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及全球外交局势进行交流。几乎所有美国专家表达的共同感受是困惑不安，对未来局势走向的高度不确定感。好几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说，中美关系正在驶入一片“未知的水域”(Uncharted waters)，深浅莫测。
一定程度上，这种感觉可以理解。国际局势和美国国内情况的复杂变化，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直接导致美国外交决策的变化，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全球范围而言，美国的变化在几乎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但我感觉，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此，而是与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和行事风格有关。而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和我们这些访问者一样，大部分美国专家都对特朗普的上台表示惊愕，同样对他在选后短短一个多月就掀起各种舆论风波(第一个高潮自然是与蔡英文通话以及随后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质疑)感到困惑，因为从不曾有总统当选人在这个时间段能掀起这么多的是非，尚未正式上台前就已经引发一系列外交危机。尽管过去一年多的选举大戏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但特朗普制造政治悬念和风暴的能力的确不可低估。
特朗普的这些个人特点对于中美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个交谈过的专家都恳切地告诫我们，特朗普是有史以来最为性格独特的美国领导人，他从不以礼貌著称，而是以粗鲁闻名。他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不超过五分钟，他通常只会记住最后和他说过话的人和此人的观点。他喜欢以貌取人，从不深究事情的本质。他从不读书，他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媒体和电视。他性情暴躁，以脸皮薄著称，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却极喜欢被人恭维，而且睚眦必报。结论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家务必要重视特朗普的个性，不要激怒他，而是要尽力寻找渠道和合适的代理人来与他进行个人层面的沟通，获得他的好感。
这些友善的告诫自然让人感动。但也令人沮丧。
不确定性是外交冲突的原始动力。从古以来，人类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领袖个人的偏好和性格特征，从而为外交决策带来巨大的随意性。这种对权力运用的随意性又被国际关系本身的无政府状态所强化–超越国家主体的公共权威(也就是世界政府)的缺失使得国家间的互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制约机制，猜忌、背信、先发制人成为国家关系层面的道德准则。如先哲们所言，外交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冷静计算，同时也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舞台，是人类个性的展现和激情的表达。外交决策受制于人类个性的影响是导致人类社会长久以来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进入到现代社会，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例如联合国安理会，WTO等)，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签署国际条约可以有效地将政治人物的行为和国家决策纳入到理性规范当中，也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所称的“自捆手脚”(Tie your own hands)的做法。这种趋势在战后进一步得到强化，使得国际关系–至少在西半球–被纳入到一个国际机制的密集网络(A dens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国家间冲突，让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时代。
与此同时，对应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制度是来自国家内部对政治领袖的制约机制。尽管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当中都有可能产生制约领袖的机制，使得国际关系不再完全受制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喜好和性格特点，民主可能是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将领导人纳入到制度框架内行使职权，使得公共决策超越具体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才有“民主国家间不发生战争”的论断。即使在非民主国家，统治者也倾向于采用政党、议会、选举等各种民主手段来维护政权，其原因也在于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冲突。与此前人类社会长久面临的情况相比，国际机制与民主制度这内外两种机制的结合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而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最关键的领导力量。
如今，美国的新选总统似乎正在挑战这些机制。
这位新当选的领袖拒绝每天听取情报部门的简报，认为这些东西太过琐碎无聊，他的才智不需要依赖这些东西。据称他在接听台湾领导人的电话前两天才被通知，而他在做出决定之前不屑于咨询相关部门的意见。他用推特直接取代传统新闻发布渠道，常常在后半夜发布惊人言论和重大决策，在推特上花费大量时间与冒犯他–或者只是友善地取笑他的副手彭斯–的娱乐节目和媒体打口水仗。在我们与国务院亚洲事务的官员交流中，我们发现这些官员对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杨洁篪在纽约会见特朗普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竟然一无所知。
不仅仅是传统官僚机制被弃之一边。如一位美国专家所说，这位新领导人的特点是对任何既有的外交政策和原则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然后再问一个“为什么不可以？”(Why Not？)。就电话风波来讲，特朗普用安全冲突作为要挟来获得经济利益，令冲突进一步升级，而不是利用经济利益来缓和安全冲突，这种做法对于任何理性的外交家来讲都难以置信。
无论特朗普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行为显示，他对制约美国外交决策的既有的价值观、制度、规则、潜规则都持有相当的不信任甚至敌意，并刻意用另类的方式予以攻击，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这个策略帮助他在竞选中创立自己政治标签，他希望继续以此来扩大他的政治资本。
人们当然有理由相信，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他个人的理性计算，会让他在选后有所收敛，融入到他在竞选中不遗余力攻击的体制中去。但是又如我们访谈的另一位专家指出，特朗普的学习曲线是平的，他竞选之初和结束时的言论如出一辙–他从竞选中未学到过任何新东西！如何指望一个年过七十，被称为患有极度自恋症的人，能在短短几个月或者几年有所实质性变化？
事实上，查看一下特朗普在年初竞选时的外交观点，会发现他最近的言行举动和人事任命与他当初表达的外交理念和世界观–例如对自由贸易的反感，对中国的不满，对俄罗斯的好感，对美国盟友的利益纠葛，对伊斯兰教的敌意–高度吻合。
中国人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习惯于将特朗普视为一个言语不靠谱但行动务实的商人政治家，却低估了他的潜在的价值观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低估了他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的决心，以及他用非常规的民粹手段抵御来自共和党建制派阵营挑战的能力。何况，濒临破产的共和党无意间大获全胜，同时赢得两院多数，在很大程度上拜特朗普所赐，所以势必会珍惜这个机会，与特朗普达成妥协，各取所需，绝不肯制约特朗普的出格举动，造成两败俱伤。
外交变成领袖自我表达的舞台，所有程序、规则、官僚体制都被推在一边，让个人特点取代政治制度，个人喜好代替政策导向和战略规划–美国民主从未被置于如此危险境地。而这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不可低估。近来有些中国媒体幻想美国的外交收缩和政治内斗会让中国渔翁得利，获得战略和外交机会，恐怕是最大的失策。特朗普的冒险好斗个性与共和党右翼的尚武好斗传统的结合，将会给中国在战略和军事领域带来巨大风险，同时“美国优先”原则将在经济上让中国失去长久以来最为重要、将来也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市场。
中国究竟会如何应对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尚待时间考验。电话风波之后中国官方和媒体对特朗普的不同反应，显示出中国方面的不确定性。尽管中国政府极力保持克制和冷静，中国舆论却似乎正在跟着特朗普入戏，敌对情绪已经酝酿开来，剑拔弩张的态势开始浮现。
在未来若干年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摩擦中，中国是否能够以处之泰然的态度来应对特朗普神经质的外交挑衅？对很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民众来说，不还以颜色就意味着示弱。但是不要忘了，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而承受特朗普压力的，也不仅仅是中国。此刻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恐怕没有几个大国领导人能坦然面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和压力。而中国在他的价值观中，从目前的判断来看，仍然被视为对手(尽管是危险的对手)，而非死敌。
如果这个判断准确，我们可以因此说，特朗普用交易代替外交的行事风格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中美关系还未折返到“冷战”时期，因此大可不必用“冷战”思维和手段，用过激行为来回应对方的过激行为，用口水战和拳头取代外交沟通协商，被他牵着鼻子走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去。我们必须明白，如果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作为治国原则对世界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应该是提醒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当务之急应该是目光向内，深化改革，把此轮全球范围内的民粹危机视为一次内在调整的机遇，夯实制度规范，提高民生质量，实现社会平等公正，减少增长创新的内在阻力和不确定性，为迎接未来的世界经济波动做好准备。
同时也应该时刻注意，特朗普的每一个举动背后都可能有更大的意图需要考虑，不是所有这些意图都要置中国于死地。无论如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的着重点意在重振美国，贸易是他的对华政策的核心和终极目标，而台湾问题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筹码(尽管他的团队中的成员另有所图)。如此而言，正是那些可以协商的背后意图，也许给中美关系留下足够回旋的空间。这或许是特朗普神经质的外交表演背后的真正动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对中国而言，何尝不也是一个机遇，借以解决自身在贸易不平衡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