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政治动荡–英国退欧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是民主的胜利还是对民主的威胁？民主政体必须对合法的抱怨做出回应。实际上，有能力和平回应是它们的长处之一。但煽动家利用此类抱怨的做法威胁到了民主。其他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认为西方民主政体不会受影响将是愚蠢的。
2016年，担忧和愤怒主导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最重要、稳定、悠久的民主政体的政治情绪。担忧是围绕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和文化变迁，而愤怒是针对移民和冷漠的精英。它们汇聚为卷土重来的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一些英国退欧派人士和共和党人相信绝对自由市场理念，但这种理念不会让英国退欧或者让特朗普当选总统。担忧和愤怒要深刻得多，也更不吸引人。
对民主主义者而言，此类原始情绪的爆发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它们很难遏制。民主政体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内战。它是一种受谅解和制度制约的权力争斗。
谅解是赢家永远不会拿走一切。反对派是合法的，可以自由表达观点而且权力受到限制。公民价值观是民主政体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必须发自内心地明白，通过操纵选举、打击异见或者骚扰反对派让临时权力永久化是不合法的。不存在什么“人民”，这是想象出来的实体。只有公民，而他们的选择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改变。尽管必须找到方法整合公民的观点，但始终会有缺陷。最终，民主政体或者民主共和国为不同观点乃至不同文化的人们提供了较为和谐地比邻而居的方式。
然而，制度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们设定了游戏规则。制度也可能失效。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已经在两方面失效。它促使特朗普当选不仅与选举中的投票数不符，而且也没有反映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想要的那种对候选人德行的判断。这位开国之父指出，选举人团既会防范“外国势力想在我们议会中获得不当影响力之心”，又会确保“总统之位永远不会落到并非具备必要素质的杰出者那种人手里”。对俄罗斯黑客行为的指控以及特朗普在经验、判断和性格上的明显缺陷表明，选举人团制度没能佐证汉密尔顿希望的那种保障作用。现在基本上只能依靠其他制度(尤其是国会、法庭和媒体)以及公民。
煽动家越是热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体制就越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煽动家是民主的软肋。现在甚至还出现了标准的煽动剧本。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标榜自己是反精英的大众代表和不合适的局外人，并作为魅力领导人与追随者密切联系，他们往往通过弥天大谎来操纵这种联系，用以谋求自己的进步；他们威胁既有的行为准则和约束性制度，把这些准则和制度描述为他们所代表的民意的敌人。特朗普几乎是教科书式的煽动家。英国独立党(UKIP)前领袖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略逊一畴，就是因为事实证明攻破英国基于党派的制度比美国总统选举更难。
然而，英国退欧运动和特朗普崛起中的煽动因素存在相似之处。对两者而言，反对派是敌人而非观点不同的同胞。两者都宣称代表反对外国人和卖国贼的人民。
煽动家的运动自然导致了专制统治–多数人的暴政掩盖了一个人的暴政。由于制度是在专制统治下制定的，那么反对派就会被迫反叛或者顺从。独裁者利用前者作为镇压的借口，利用后者要求绝对服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系列通过煽动攥取权力的例子。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是煽动家变身独裁者的经典例子。最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到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这是西方一些最重要民主政体（尤其是作为20世纪民主旗手的美国）现在要走的路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这些地方也可能走这样的路。民主政体的核心制度不会保护民主政体，保护它们的是理解并珍视民主价值观的人民。政治必须对促使特朗普上台的担忧和愤怒做出回应，但不能向它们屈服。它们不能成为毁灭共和政体的借口。
总统权力非常大，足以在国内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的话。总统也可能凭借一己之力发动灾难性的战争。一个右翼煽动家执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宝库是灾难性的事实。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熟知的世界能否幸免于难。(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