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盖尔森·布莱希罗德再度被这桩丑闻困扰。
一切源起于一桩未从未被正式确认的偷情行为。1868年，一位名叫朵萝提·科洛纳的柏林女人声称，因为布莱希罗德的存在，她与丈夫离婚了。44岁的布莱希罗德是普鲁士最富有、知名的商人之一，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他还有着一般商人难以企及的特权，尽管他是个犹太人。
这桩丑闻很快被压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统介入其中，布莱希罗德也付出了一笔赔偿，安排这个女人离开德国。在这短暂的插曲后，布莱希罗德的财富、声名、权势即将因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迎来戏剧性的提升。
这个女人并未消失。几年后，她重回柏林，开始持续不断地骚扰布莱希罗德，威胁公开丑闻，不停地索要金钱。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统，也拿这个女人没有特别的办法。更糟的是，一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加入了这个女人的队伍，与她联手敲诈这位银行家。他们的无耻与勇敢背后，是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反犹风潮。
在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歧视由来已经，即使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解放”潮流，但犹太人从未被真正平等对待。当187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富有的犹太人再度成为标靶，似乎是他们的贪婪、投机造就了萧条。再接下来，这个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继续指控，并迎来了新的同盟，一名反犹太领袖。这桩私人丑闻有了更为明确的时代意义，在18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布莱希罗德被描绘得不仅榨干了德国经济，还代表着“纵欲、作伪证、腐败的故事”。两年后，他们又在另一个小册子中写道：“德国人已经如此接受一个腐化千年的外来种族，他们以钱袋为上帝，以欺诈为信仰。德国人，团结起来，为德国的法律体系而战，否则你们将再无出头之日”。
这种赤裸裸的攻击也与俾斯麦在1889年的下台相关。即使在位时，宰相都未必愿意为他的犹太朋友提供保护，更何况失去了权力。布莱希罗德最终在这一片中伤、声讨之声中离世。在逝世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饱受私人生活之痛楚。除去这起如影随形的丑闻，自1870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着助手的手匆匆赴约。他的财富与荣耀每增加一分，公众的愤怒与反感就多了一分。更何况，他努力效忠的对象–不管是俾斯麦还是皇室、权贵–从未对他表现出真心的尊重。他们需要他的金钱、借重他对商业变迁的判断，甚至给予他勋章、赞扬，却从未真的把他视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诅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着他的公众角色，继续与贵族们、内阁部长会面，商讨德国经济还有他们的个人财务。
对我来说，再没有这个庸常的通奸插曲更能表现这个犹太银行家的个人困境与它背后的时代氛围了。他一定是个倍感孤独、压抑之人，才会因某次突然的冲动，而与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而且据说，这个女人 “完全不具备美貌、美丽和地位”，根据她的言行，显然颇有精神问题。可以想象，布莱希罗德一定对此羞愧又懊恼。接着，他的犹太身份、他的金钱，更重要的时代情绪，使这个偶然的错误，演变成摧残他终身的伤口。
那是个焦虑的德国，迅速扩张的工业与金融力量，既象征了这个国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满，那些被发展抛弃的普通人心生怨言；那也是一个新闻业爆发的德国，各种报纸、小册子需要各种能引诱公众想象力的题材，犹太银行家的阴谋最符合它；它还是一个时刻处于性焦虑的时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们尚不知如何正视自己的欲望，这种压抑滋生丑闻、更滋生人们对丑闻之热爱……
这一切也与布莱希罗德的保护人俾斯麦有关。这个19世纪最令人赞叹的政治强人既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国，却也给新生的德国人带来一不快乐的时光。他对自由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更没有兴趣建立一个能保护基本个人权利的制度。他对权力的绝对崇拜、他那强硬的个人作风，都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性的紧张感。长期积郁的紧张，增加了偏狭与愤怒。而布莱希罗德将成为这种种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力量的某种替罪羊。
二
在我的书架上，这本《金与铁》已经放了七年。忘记了是在查令街上的哪家二手书店，我无意中发现了它。那时，我迷恋大书，就是那种动辄上千页，体积与内容都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这一本无疑如此。它肃穆地插在历史区上，封面已丢失，但黑色硬皮的包装，书脊上烫金的“金与铁”的标题，发出特别的诱惑。我把它端在手中，既感到重量，也看到它的副标题《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尽管甚至念不出布莱希罗德的发音，更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笃信这一定是本气势恢宏的著作。我也喜欢“金与铁”这个漂亮的标题。“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与血”，我记得俾斯麦斩钉截铁式的判断。把“铁与血”替换成“金与铁”又何种意味？
这位叫布莱希罗德犹太银行家与他的庇护人俾斯麦的交织关系，构成了这本的双重传记，在他们背后，是德意志帝国的轰然崛起。
七年来，我常鼓起勇气翻开它，但随即又放了回去。我对于犹太人话题缺乏兴趣。它或许在欧洲历史中占据着中心性的位置，我却缺乏这种与宗教、文化相关的敏感性。我对俾斯麦与德意志的兴起充满兴趣，却又常被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所苦恼：普鲁士与其他公国之间的关系，统一后的德国与欧洲列国的纷争，一个俾斯麦的“铁与血”的神话无法涵盖这种复杂。
不过，它的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却从此进入我了视野。出生于1926年的斯特恩，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或许也是我最钟情的一种类型。他用典雅、雄辩的语调写作，同时穿梭于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之中。
他还有一个或许过分多姿多彩的人生。他出身于一个杰出的德国犹太家庭，侥幸逃脱了希特勒的统治。在美国，爱因斯坦曾劝他学习物理学，他却选择了历史。他赶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黄金时代，他的年轻导师中有文学批评家特里林，告诉他欧洲知识分子的悲观意识；他的论文指导者，则是文艺复兴式的人文学者巴赞；在宿舍里，与他进行过争辩的同龄人则有艾伦·金斯堡；当他留校任教后，又与天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成了同事，后者对于政治、社会心理的洞察深刻影响了他的历史观。
当他在英语世界奠定声誉后，又重回德国，他与施密特总理纵论20世纪，又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美国驻柏林大使的顾问，参与重建德国的商讨。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成为了声誉卓著的德国和平书业奖得主。尽管一些人批评他的虚荣、他对于名利世界的迷恋，但没人否认他对于人们重新理解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读了他的一本专著《文化绝望的政治学》，一本文集《爱因斯坦的世界》，很是被他理解历史的新颖角度所吸引。他曾说，因为希特勒在20世纪历史与他个人经历中的绝对性主宰，他把一生精力都用于理解第三帝国如何兴起，它的历史根源何在。他也试图在19世纪的政治、社会心理中寻找这场灾难的源头。他相信，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与俾斯麦的德国间，存在着强烈的连续性。德国的政治文化、大众心理，为理解德国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
我也知道，在他的著作序列中，出版于1977年的《金与铁》是最重要、规模最惊人、或许也是最能表现他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在它的中文版即将出版前，我知道自己终于要阅读这本书了。
三
1858年，布莱希罗德结识了俾斯麦。他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贵族头衔、占有土地为荣；另一个则是犹太银行家，他们被歧视的身份已持续了几百年，但他们又因为专门打理金钱而富有。
罗斯柴尔德家族家族促成了这次会面。当俾斯麦需要一位值得信赖的私人银行家时，36岁的布莱希罗德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刚执掌父亲创办的私人银行不久，这家银行也一直以无比恭敬的态度追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43岁的俾斯麦是普鲁士官僚系统中的新兴一员，他即将出使圣彼得堡。象当时很多类似的案例一样，他们最初的关系再简单不过：俾斯麦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钱，后者需要这样的客户，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历史潮流很快将他们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的合作随即演化为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先是1866年，长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麦陡然间成为了新帝国的缔造者，普鲁士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着在1871年，它击败了法国，跃升为欧洲大陆绝对的新强权。而作为帝国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麦，则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他的铁腕、精明、威慑力，在欧洲政治舞台中占据了中心性角色，更以强烈的个人风格重塑了国内政治。
布莱希罗德的地位随着俾斯麦迅速提升。在这两次并无把握的战争中，他都是俾斯麦最热烈、忠诚的支持者，主动为此筹措资金。他也获得了对应的回报，不仅与俾斯麦更为密切，还觐见了新皇帝与皇储，参与了诸多决策。他在49岁成了德国最知名的私人银行家、唯一受颁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接着，又获得了贵族册封，名字中可以加入“冯”，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承认。他还受惠于铁路、钢铁、海外贸易造就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他在其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这些又给他增加了新的虚荣与影响力。
他甚至跨入了欧洲最显赫人物的行列，被称作“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把他描述成“俾斯麦的密友”，唯一敢向他说真话的人。外交团体都讨好他，他最终还出任了英国柏林总领事这样的荣誉职位，为此，他还推掉了成为奥匈帝国总领事的头衔。而他的家则成为德国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忆：“几乎柏林的所有贵族和政府要员都会前往……整张宴会桌上摆满了精品中的精品。人们使用银质餐具，面前摆放者最奢华的东西。然后(小提琴家)巴勃罗·德·萨拉萨蒂、(宫廷钢琴家)埃希波夫开始表演，随后是舞会”。
他不仅追求这表面的虚荣，还参与新帝国之冒险。像同代中最杰出的欧洲银行家一样，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滞后的俄国、陷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还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新国家，甚至非洲，它们因为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需要这些外国资本。布莱希罗德借债给土耳其政府，试图修建连接土耳其与奥匈帝国的铁路，投资墨西哥债券。他还试图进入中国，在一群德国银行家中建立“中国研究组”。但他们总体上是保守的，放弃了这项投资，因为“激烈的外国竞争(特别是美国)，因为中国业务总体上不够安全和可靠”。
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获得的新经验，也增加了他的个人影响力。俾斯麦给他庇护，他也拓展了俾斯麦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俾斯麦经常依赖于他的情报，银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早八天”；而且，俾斯麦也学会了通过银行家的眼光来理解世界，一个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一个不同于容克的世界。俾斯麦对金钱的迷恋，他的精明与锱铢必较，甚至让布莱希罗德吃惊。
他们内在冲突也一直存在，这是旧精英与新富之间矛盾的象征。他们从来是不平等的关系，即使在最受宠的时代，布莱希罗德也只是从俾斯麦家后门进入。权贵们在金钱上求助于他，却从不会真正尊重他。在他举办的著名宴会上，俾斯麦从不出席，即使名流们云集，也很少出现德国军官的身影–他们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赞过他的宴会的名媛，不忘记录说，宴会奢华却“有欠素养”，参与者们都“事后表示后悔”。
这种不平等既显示了犹太群体强烈的身份焦虑，也显示了容克掌权者们对一个正在兴起的由金钱、工业、高度流动性构成的世界的焦虑。俾斯麦也知道，自己的权力既非神赐，更非来自民众的支持，全赖于皇帝的给予，倘若皇帝变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莱希罗德更深知，自己对于俾斯麦的依附性。
还好，他们都有独特的性格特征来弥合这种紧张。俾斯麦用他的傲慢、权力控制欲，来维持这种自我中心，布莱希罗德则是借助迟钝–“对许多轻视不敏感，满心以为他的财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挡来自下层的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两个焦虑者的同盟。
同盟终有终结一日。1889年是他们的转折之年。在一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皇帝面前，俾斯麦轻易地丢掉了权力，陷入一种可怕的孤立。他退隐到自己的家乡。而布莱希罗德庞大的金钱更为脆弱，他无力面对时代的敌意。
死亡更是使这场同盟脆弱、凉薄。当布莱希罗德去世时，他在短期内激起了一片的哀悼与赞扬，葬礼的盛大程度堪称国葬。一贯刻薄的新闻界也做出了这样的措辞：“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国金融界)失去了最杰出的代表”。但随即，他被迅速遗忘。这遗忘与金钱相关：与罗斯柴尔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莱希罗德家族的金钱未能持续太久。这遗忘更与德国政治与社会上的迅速变迁有关。犹太人从俾斯麦时代进入了希特勒时代，从一个身份焦虑时代进入一个被清除的时代。
这种刻意遗忘更与俾斯麦相关。在他生前出版的气势恢宏、事无巨细的两卷个人回忆录中，他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死后出版的最后一卷中，只提及了一次。尽管后者长期为他打理个人财务，为他的外交政策、战争寻找财政支持。布莱希罗德不仅与俾斯麦，还与他的家人，以及当时欧洲的主要权贵，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俾斯麦的刻意忽略，也影响了日后的历史学家。
当弗里茨·斯特恩在1960年代发现了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海量的个人通信与档案时，这个犹太银行家已基本被遗忘。与之相对的是，至少有7000本俾斯麦的传记、研究作品被出版。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他与俾斯麦的关系，也记录了他与俾斯麦家人，与德国皇帝、英国外交官、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几乎构成了当时欧洲最显赫的关系网络。利用这些信件，斯特恩试图用一个视角来重新理解19世纪的德国历史。在对于19世纪德国的主流叙述中，占据一切的是俾斯麦的个人风格、皇帝的选择、强大的官僚与军事系统，一部纯粹的政治、外交史。尽管身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银行家，深刻卷入了俾斯麦的个人世界与德国公共生活的布莱希罗德，却很少被提及。他的犹太人身份，他代表的金钱力量，不仅是理解第二帝国的重要维度，还为理解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新视角。
在斯特恩笔下，德国人对于布莱希罗德的刻意忽略与沉默，或许正暗示了历史的趋势。即使身为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犹太人，布莱希罗德也从未摆脱传统、德国社会非理性思潮的压力。犹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没有得到任何制度意义上的保护，必须依赖于掌权者与社会情绪的状况。巨大的金钱只是暂时遮蔽了他的身份困境，从未解决这种困境。但历史证明，傲慢的权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麦被威廉二世羞辱，嚣张一时的威廉二世也最终因为战争失败，沦入流放生涯，只能在回忆录中继续诋毁俾斯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一种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这种非自由化，不会尊重个体价值，难以理解自由之意义，它崇拜权力、渴望强人，最终所有人都沦为牺牲品。
这是一次大开眼界也疲倦不堪的阅读。除去这位天赋异禀人物的故事，这本书所展现的时代画卷–他对于柏林的兴起、时代氛围、帝国的殖民经验的种种描述，都让你感到畅快一场。它印证了我七年前对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确是一本Big book。(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