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被灌输了英式自动道歉习惯的人，我常常渴望逃脱这种“礼仪”的暴政。最温和的摩擦也往往会促使我不由自主地表达一长串愧意，就像打喷嚏一样无法控制。我发现自己用强迫发出的高声向那个在街口鲁莽撞上我的傻瓜道歉(“对不起！”)。我对陌生人开口说话的礼貌达到极其夸张的程度：“不好意思，我非常抱歉地打扰您，我在揣测你有没有可能告诉我去……的路？”
如果说伪善是英国人的恶习，那么礼仪就是它的公开面孔。我们用“请”和“谢谢”这些唠唠叨叨的礼貌用语来点缀我们的言辞，这是一种仪式性的“礼貌”展示，一种对某人为我们做了什么事而表达好意的不假思索的方式。我在这类情景下所表现的无尽感激之情–感谢店员就如同他/她用哈姆立克急救法(Heimlich Maneuver)救了我一命，而不仅仅是递给了我一部刷卡机–是对内疚良心的抚慰。
对于道歉也是一样。在不列颠历史上有那么多可道歉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受益者–例如奴隶贸易和对世界大片领土的殖民。尽管我们有大把理由爱国–Real ale啤酒、板球、莎士比亚、齐柏林飞船乐队(Led Zeppelin)–但账簿的借方带有严重的坏“业力”(Karma)。
我相信，英国人每一次因为被路人撞到而说“对不起”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悲哀没有得到抚慰。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我们道歉得太多了。难道不是吗？亲爱的读者，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向您解释我对待礼貌的态度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一个原因是有了孩子。在公共场合粗声敦促我的孩子们说“请”和“谢谢”–这行为恰恰就像我理应警告他们不要成为的那种无礼怪物–让我明白了情绪需要被如实表达。
另一个类似的原因是我最近在伦敦地铁上的一次遭遇。我用圆滑的手势向一名老妇挥了挥手，示意她在我之前上楼梯。结果一名旁观者一个劲地向我表达感激，就好像我是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把自己的斗篷脱下来盖在水坑上让伊丽莎白一世踩过去，以至于我不得不检讨自己这一琐碎行为的意义。我挥手让她先过的那名妇女包着头巾，显然是穆斯林。我展现的非常微小的善意发生在一个充满恶意和不宽容的大背景下，也在这个背景下被人注意到。
如今公共领域充满怨恨和敌意。辩论降格为对骂，双方都不愿意退让一寸。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开启了让人们的声音被听到的论坛，其后果是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状态。“人的自我似乎无可比拟地比别人更加敏感、更加敏锐、更加睿智和更加深刻。”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指出，“然而这一点必然只适用于极少数人，一般人不太可能是这少数人之一。要同时达到良好的礼仪和道德境界，没有什么比从统计学视角观察自己更有效的手段了。”
若能正确使用，礼貌是一种能动性。它坚持要求我们友善地对待彼此，这是一个由“亲人”延伸而来的词。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见上图)最近去世提醒了我这一点。在音乐会上，他曾弯下双膝为观众吟唱，还开了些自嘲的玩笑。在成千上万的观众中，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个别的珍视。在他身上，良好的礼仪和道德浑然天成。我会尽力以他为榜样。是时候将礼貌从伪善中解放，以便用其对抗粗鲁。(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