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尚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担任财经记者的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出版了《特朗普帝国：成为唐纳德的艺术》(TrumpNation: The Art of Being the Donald)一书。奥布莱恩采访过的一些消息人士对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财务状况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们认为这位房地产开发商的净值应该在1.5亿至2.5亿美元之间，而非特朗普本人此前宣称的从20亿至50亿美元不等的数字。曾极力拉拢奥布莱恩，让其搭乘自己的法拉利(Ferrari)和私人飞机的特朗普，于2006年在新泽西州起诉奥布莱恩诽谤。特朗普在《今日秀》(Today)上管奥布莱恩叫“怪胎”，但据后者所说，特朗普又在私下里继续巴结他。奥布莱恩的出版商华纳书局(Warner Books)也卷入了这场诉讼，其聘任的顶级律师毫不留情地对特朗普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质询取证。回答关于自身财务状况的提问时，特朗普被发现撒谎或夸大其辞的次数多达三十次。“他当初以为自己会遇到一位友好的法官，以为我们会拱手认输，”目前是《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主编的奥布莱恩说。“但我们没有。”该案前后由四位法官经手，于2009年被驳回。
特朗普诉奥布莱恩案，是由候任总统特朗普及其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七桩诽谤诉讼之一。他只在一名被告没有出庭的情况下赢过一次。作为对这种诉讼的标准衡量，是要看在何种程度上能通过法庭捍卫其名誉并赢得胜利，但特朗普表示，他不这么看待相关的投入产出。“我在律师费上花点小钱，他们花的钱则多得多，”谈及为状告奥布莱恩而付出的大把金钱，他在3月份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我告他是为了让他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我对此喜闻乐见。”
特朗普错了：华纳书局花的钱比他少，奥布莱恩则一分钱都没花。但这并不会让特朗普的核心观念显得不那么刺耳：诽谤法可以成为复仇的工具。一名超级富有（虽说也许不像他所声称的那么富有）的原告居然把法律体系当成打压批评者的利器，这令人颇为不安。一旦入主白宫，特朗普就可以调用更多工具，而他以往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会比前任们更进一步，竭力在利用媒体的同时将其控制起来，令其低头。
身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曾模糊地表示，想要“开放我们的诽谤法”。我通过电子邮件问过他的发言人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以及我提出的其他问题)。总统是无权直接改变诽谤诉讼法规的。但我们给予作者和出版商的法律保障并非铜墙铁壁。过去几年间，至少有两名亿万富豪加入了特朗普的行列，决意大加利用新闻界四周防护墙上出现的裂缝。他们已经发起了诉讼或者为诉讼提供了资助，以便捍卫名誉或者保护隐私。但一个根本目的似乎是惩罚奥布莱恩这样的批评者，乃至于摧毁整个媒体机构。
新闻界已经因为收入的下降和公众不满程度的上升而遭受重创，这种对法律的操控则在它难掩疲态的敏感时刻方兴未艾。盖洛普于2015年9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0％的民众–创下至少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低–相信媒体会“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这种不信任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益增加，尤其在竞选期间被特朗普大力激发了出来。他把报道他的记者称为“人渣”，并设法鼓动那些大喊大叫、发出嘘声的集会参与者。他的支持者并未就媒体应该对掌权者进行追责达成一致。皮尤研究中心(Pew)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只有一半的人认为，在强大的民主体制中，“新闻机构拥有批评政治领导人的自由”是很重要的。
通过说服法官驳回案件，新闻机构赢得了许多次胜利。但根据媒体法律资源中心(Media Law Resource Center)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在进入了审理阶段的诽谤案和侵犯隐私案中，新闻机构的胜诉率只有39%，低于上一个十年间的52%。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损害赔偿金额增加了四倍，达到110万美元。该数字涵盖了过去8个月以来不利于高客传媒(Gawker)、《滚石》(Rolling Stone)和北卡罗莱纳州罗利市《新闻与观察报》(The News and Observer)的三项重大判决。这其中包括一些很普通的诽谤诉讼，现在就说媒体的天塌了还为时尚早。但天空的确正在变暗。
在美国，打赢诽谤官司的高标杆是于1964年树立起来的，那一年，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就《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作出了裁决。该案被普遍奉为最能体现最高法院对言论自由的强烈支持的案例之一。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市政专员沙利文作为该市警方的督导者，就《纽约时报》刊发的一则附有100名民权运动支持者签名的广告，对该报发起了诉讼。有证据表明这则广告里含有微小的事实性错误。沙利文说，广告中关于蒙哥马利警方如何回应旨在争取民权的抗议活动的描述，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根据当时的法规，诽谤案原告如果能够证明对其名誉造成损害的内容是虚假的，就有资格赢得胜利。阿拉巴马州的法官在这一点上同意沙利文的说法，并宣布他可以获得5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00万美元)。在类似的案件悬而未决之际，《时报》将其记者撤出了阿拉巴马州。
不过，当该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时候，大法官们推翻了沙利文案的判决结果，并就如何证明存在诽谤设定了严格得多的标准。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一名公众人物必须证明，对他造成不良影响的虚假陈述是被对方带着“切实的恶意”发表出来的，也就是说需要证明对方“蓄意或者贸然无视事实”。到了上世纪80年代，诽谤案的数量有所下降，而且即便案子真的进入了审理阶段，也常常以原告败诉告终。那个时期的两个知名案例分别是威廉·C·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上将诉CBS案和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诉《时代》(Time)杂志案。两人都没能获得损失赔偿。这样的结果，以及在其他备受瞩目的案件中的失利，“是对原告及其律师的巨大威慑，”媒体法律资源中心的行政总监(曾为《时报》律师)乔治·弗里曼(George Freeman)说。
然而，如今的超级富豪原告并未屈从于同样的市场力量。他们会把起诉媒体当成一种投资，而这项投资的收益至少包括：让对方不得不花费金钱和时间，来提交文件并作为证人接受讯问。2012年2月，《琼斯母亲》(Mother Jones)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爱达荷州亿万富豪弗兰克·范德士(Frank VanderSloot)的报道，此人是一个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主要捐赠者之一。1999年，作为对一部纪录片的回应，他曾出钱发布了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广告：“公共电视台应该向你的孩子推介同性恋生活方式吗？”该杂志称，范德士在同性恋记者彼得·扎克曼(Peter Zuckerman)于2005年帮助曝出了爱达荷瀑布市一名童子军营辅导员的恋童癖历史之后，便曝光了扎克曼的同性恋身份，并猛烈抨击扎克曼及其报道。对范德士的描绘部分是基于他在爱达荷瀑布市邮报(The Idaho Falls Post Register)上登的几则广告。范德士被该报道给童子军造成的负面影响惹恼了，那几则广告把扎克曼称为“同性恋者”，并攻击他“动机不纯”。
范德士就《琼斯母亲》的这篇文章起诉该杂志诽谤。“他们想要公开鞭跶我，因为我给米特·罗姆尼捐了很多钱，”他告诉我。拥有一家线上健康产品购物俱乐部的范德士还表示，《琼斯母亲》的文章让他丢掉了一些客户。
在为期三年的诉讼过程中–其间还包括了内部电子邮件的提交–《琼斯母亲》支付了约250万美元的法律费用。保险公司没有将相关费用完全报销。“这场诉讼吸走了我们的大量资源，”该杂志执行主编克拉拉·杰弗里(Clara Jeffery)告诉我。“我们仍在恢复的过程中。”
法官达拉·威廉姆森(Darla Williamson)发现《琼斯母亲》关于范德士的陈述要么大体上是真实的，要么属于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最终于2015年10月驳回了范德士的诉讼请求。但威廉姆森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在判决书中加入了她自己的观点，对范德士的基本控诉予以部分支持。她指责该杂志“泼脏水”，而不是去认定它是在依照调查性新闻的传统正当行事。尽管输掉了官司，但范德士还是声称这“完全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并宣布他正在创办“真正自由捍卫者基金会”(Guardian of True Liberty Fund)，以便帮助其他想要起诉“自由派媒体”的人。他告诉我，该基金的规模已经增长到了100万至200万美元之间，并获得了五倍于当前金额的资金承诺，这样一来“一旦遇到我们认为值得出手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出手”。
另一位亿万富豪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则认识到了在资助其他人打官司方面可以有多大作为。在硅谷极具影响力的蒂尔，是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还是Facebook的董事会成员，眼下又当上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顾问。高客网(Gawker)以前常常发表针对蒂尔以及硅谷其他高管的攻击性报道，并对其百般挪揄。2007年，该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亲们，彼得·蒂尔是彻头彻尾的同性恋”的文章。蒂尔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该网站。但他秘密付给好莱坞律师查尔斯·哈德(Charles Harder)至少1000万美元，让后者代表一系列原告起诉高客网。蒂尔和哈德都拒绝透露蒂尔到底资助了多少桩诉讼，但哈德起诉该网站及其作者和编辑的次数至少有五次。(他还代表梅拉尼娅·特朗普[Melania Trump]在美国起诉过英国小报《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要求对方赔偿1.5亿美元；并起诉过马里兰州的一名称她为“三陪女”的博客作者。)当《福布斯》(Forbes)杂志将蒂尔所扮演的角色曝光的时候，蒂尔表示他的目的“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予以明确的震慑”。于今年10月被问及为何秘密行事时，蒂尔说，“如果公开行动，人们对这件事就会有非常不同的说法”，会说“这名亿万富豪正试图碾压第一修正案”。(他拒绝就本文置评。)
今年3月，蒂尔所扮演的角色尚未浮出水面的时候，他资助的一桩诉讼在佛罗里达州进入了庭审阶段。原告是上了年纪的职业摔跤手霍克·霍肯(Hulk Hogan)，因高客网曾在2012年10月发布了他的一小段性爱视频而状告该网站侵犯隐私。真名为特里·G·博莱(Terry G. Bollea)的霍肯作证说，他在情感上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过，霍肯在7个月前得知有这么一段性爱视频时，曾出现在《TMZ Live》节目上，拿跟“几个黑发妞”做爱开过玩笑。
如果隐私权案件的原告做出主动激起媒体兴趣的举动，法官通常会驳回起诉。审判前，佛罗里达上诉法院(Florida Court of Appeals)在初步裁定中称高客网是把性爱视频当作一场“正在进行的公共讨论”的组成部分来发布的，其所援引的理由是霍肯先上了《TMZ Live》，随后又上了《霍华德·斯特恩秀》(The Howard Stern Show)。不过，主持审理该案的法官帕米拉·坎贝尔(Pamela Campbell)让陪审团自行认定，发布性爱视频之举是否会“强烈冒犯到一个正常人”，是否与“公众的合理关切”无关。
陪审团裁定霍肯应该得到1.4亿美元损害赔偿，这似乎反映了公众对新闻界的轻视。“这不仅是对相关个人以及高客网的惩罚，”一名陪审员在审判后告诉ABC。“你必须把事情做足，让整个社会以及其他媒体机构都看到，以儆效尤。”两个月后，高客网的母公司宣布破产。高客网被卖了出去，停止了更新。
自《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在世界上一向自诩为言论自由的灯塔。理论上，美国的诽谤法对作者和出版商的保护要好过其他一些国家，譬如诽谤官司的原告很容易胜诉的英国。不过，英国的出版商不会因为被陪审团裁定支付巨额赔偿金而倒掉：在英国，根据不成为的规定，损害赔偿金的上限约为25万英镑(外加法律费用)。英国的出版商其实可以把因为损害某人的名誉而做出的赔偿当成业务成本。对它们来说，如果事实证明某篇文章是错误的，出面道个歉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在医疗事故诉讼中，医生赔偿的金额是有限度的，”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院长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说。“对记者为什么就不能一视同仁呢？”
人们很容易把高客网的倒掉当成特例，或者认为它罪有应得。但该网站的前编辑汤姆·斯科卡(Tom Scocca)在今年8月表示，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慰藉之辞。每家出版商“在犯错的时候都做好了承担赔偿责任的准备，”他在高客网上写道。“而蒂尔发起的针对高客的秘密行动，无形中改变了风险评估所基于的条件。”斯科卡告诉读者，从中可以得到的教训是：“你生活在一个亿万富翁有本事让刊物倒掉的国家里”。
新出现的情况是：有两股力量正像钳子一样狠狠挤压着新闻界。一股是像蒂尔这样的人物，乐于在一桩又一桩诉讼上下注，直到机缘巧合，事实、法官和陪审团全都站在他这一边。另一股则是公众对媒体的敌意–目前，在候任总统特朗普的煽动下，这敌意变得更浓烈了。陪审团有着反映公众情绪的倾向，它们最近不只处罚了高客网这样一家百无禁忌的新媒体网站，还处罚了一份做调查性报道的报纸。今年9月，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新闻与观察报》作为一桩诽谤案的被告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庭，原告则是该州的一名弹道学执法官。她之所以和该报对簿公堂，是因为后者在201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称，一些独立的枪械专家怀疑她伪造了证据，以便帮助一起谋杀案的检方在审判中获胜。这名执法官说，这种怀疑完全是捕风捉影，实际上相当于指控她犯了罪。而陪审团做出了不利于这份报纸的裁定，勒令其赔付约900万美元；不过这个数目超出了该州的损害赔偿金额上限，有可能被降低到600万美元。《新闻与观察报》打算提起上诉。
大选日之前的一周，Slate网站的作者塞思·史蒂文森(Seth Stevenson)跟访过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这意味着在集会上坐在一个把记者们圈起来的小围栏里。他意识到这个围栏的功能是让媒体成为道具。“看啊，”在他的想象中，特朗普对粉丝们说道。“我把你们厌恶的一群精英圈了起来。我为了你们把他们圈了起来！”
当选总统以来，特朗普继续把媒体当成道具，或者攻击目标。胜选后的那个周末，他在Twitter上炮轰《纽约时报》，说它“对‘特朗普现象的’报道既差劲又极其不准确。”特朗普的崛起有赖于媒体的关注，但有一件事也很清楚：随着媒体日益被公众看低，任何关于他的批评性报道都会显得不那么可信。此外，任何问题都可以被怪到媒体头上。特朗普在《60分钟》(60 Minutes)节目中被问及为什么非裔美国人、移民和穆斯林害怕他入主白宫的时候，没有提到自己发表过的任何言论。他说，“我认为这是媒体造成的。”
不论特朗普对媒体有什么样的看法，《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示范效应在他的任期内肯定会继续存在。该案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在过去几年里，最高法院一直致力于扩大而非缩减第一修正案的适用范围。另外，一些州也采取了举措：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法庭和调查程序让批评者闭嘴或者实施打击报复，共有28个州外加哥伦比亚特区实施了反Slapp法–Slapp是“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的首字母缩写。不过依然存在这种可能性：特朗普可以任命一些会找出办法绕开媒体通常所受的保护的法官。更直接的做法是，如果有记者报道了从特朗普政府泄露出的信息，他可以命令司法部起诉那些记者。(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调查过记者，但没有起诉过他们。)还有一种可能：因为发生了更加难以察觉的微妙变化，媒体会变成更加温顺的“看门狗”。作为行政部门的首长，总统可以对信息的获取进行大力控制。联邦机构有能力塑造国情咨文的面貌；还可以通过提供大量事实和统计数字，为我们阐释它，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对民选领导人的评估。特朗普可以启用一些人，取消为不符合其利益的政府报告和研究提供的资金，或者对不讨特朗普政府喜欢的研究结果进行压制。
这位新总统将不断指责媒体把事情搞错了，虽然他自己常常曲解和歪曲事实。“他们将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声誉，”蒂姆·奥布莱恩对特朗普政府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此外，有迹象表明，利用法律恐吓媒体的举措正在推陈出新。特朗普钦点的首席顾问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于去年夏天加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之前，曾是另类右翼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的运营者。布莱巴特上周宣布，“准备起诉一家”称其为“‘白人民族主义’网站的主流媒体公司，索赔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就算布莱巴特是在虚张声势，上述威胁也会让其他媒体打消用“白人民族主义”来描绘它的念头，这反过来又会让班农和布莱巴特看似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主流媒体的接受。特朗普在一件事情上是对的：你不是非得打赢每一桩官司，才能在更广泛的法律战中取得进展。(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