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周，我们一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为了省事而不去深究的某些事情，变得更难忽视了。事实是，数字服务并非免费，它们从未免费过，硅谷任何声称能够提供免费数字服务的公司之所以那么说，只是因为这话符合它们或其他什么人的利益。
想想我们每天不花一分钱就可以使用的所有免费数字服务：电子邮件、旅行应用、社交媒体，YouTube、搜索、维基百科(Wikipedia)。如果要为所有这些服务付费，你还会使用多少？我们醒悟到这一点并非提供免费互联网服务的公司股价暴跌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众多app开发商的亏损业务的融资选择越来越少。我们之所以醒悟过来，是因为“假新闻”丑闻使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在网上免费消费的新闻和信息，是否以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生成？
然而，这一认识带来的愤怒–要求谷歌(Google)、Facebook等免费服务提供商审查并过滤新闻–是对现实的错误诊断。正确的诊断是：过去20年，我们已经让这样一种数字经济正常化，这种经济通过两种方式募集资金：一是吸引那些愿意为最终获得垄断控制权而忍受长期烧钱的投资者，二是创建能够获利于道德上模糊的情况的业务模式。
传统媒体机构基于对采编责任、平衡与大背景的考虑，不敢随便引入广告赞助模式，这恰好让不受任何行业行为准则约束的社交媒体平台趁虚而入。为了追求点击率，编辑、广告、娱乐以及政治宣传之间的界线变得完全模糊了。
日益壮大的网络工业复合体使这种状况进一步常态化，它们搞出交叉补贴模式–向较富裕客户群体收取较高费用，以补贴非付费客户–还美其名曰“生态系统”。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不同有机体相互依存的一种状态，往往其中一个有机体必须屈从于另一个，才能保持平衡。这一切都并非新鲜事物。上一次一个国家让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网络常态化，还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时代的事情。正如当下的互联网经济一样，苏联这一体制基于的理念是，某种技术官僚的、科学的中央规划过程，可以理直气壮地为了造福于某些人而惩罚另一些人。
也像当下的互联网经济一样，它让一种错误理念正常化：即科学进步可以培养一种免费资源的聚宝盆，而不会有相关成本，也不会失去自由。这种谬误在1985年轰然倒塌。当时一连串经济危机、消费品短缺及地区不稳定(包括再度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揭示出，中央集权、交叉补贴的苏联经济模式已经破产，不得不进行改革。
随之到来的是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的时代。然而，那时要挽救苏联体制已经太晚。其内部失衡过于严重。1991年，苏联在经济每况愈下的重压下解体。但在苏联解体后，又出现了新情况。对于那些已经无可救药地依赖于苏联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取消补贴引发了强烈抵制。许多人渴望回归旧体制，无论极权政权的代价有多高。事实证明，有时候政治自由的代价实在太大。
想象一下，如果数字经济经历类似的调整，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