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戏剧性地赢得美国大选，这是今年继英国脱欧之后第二个“黑天鹅”事件。创造历史拐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那些利益受到伤害的人民。在金融危机爆发八年之后，不再忍受的情绪席卷全球。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过去几十年里，自由主义者推动的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弱者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的精英群体(政客、华尔街、硅谷、跨国公司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通过制定规则、主导舆论等占据优势地位，弱者的声音被长期忽略，愤怒不断滋长。这是不少美国人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行的持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深了伤害，被自由贸易与移民抢走就业、被资产泡沫推向贫穷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者，对政府丧失信任，最终通过民众运动发泄不满。而特朗普今年的参选为他们表达愤怒提供了一个“集结号”。
中国是否应从英美这两起“突变事件”中吸取教训？显然，中国不应该隔岸观火，因为中国也存在类似问题：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挑战以及因贫富分化而日益增加的不满，这种环境往往导致民粹主义崛起，或者是发生革命。
中国被公认为是此轮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自2000年以来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浪潮针对的主要目标。特朗普在竞选中不断指责中国，并威胁发动报复。
在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的起点是计划经济形成的后果：每一个家庭在财产和收入上几乎平等，只有城乡二元的鸿沟。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不管是执政党还是老百姓，都暂时感受不到阶层的差别，每一个人努力工作和赚钱，尽管增长并非让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利益均沾，但大多数人仍对未来抱有希望。
与欧美国家一样，中国在2008年进入了第二阶段，即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增长，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通胀与资产泡沫，信用的泛滥与财富的流动更加不均衡。起初农民工在基建和地产的大量劳动力需求中受益，但后来，城市中产阶级日益承受逐渐上涨的成本，富有者则变得更加富有。今年，中国政府又可以说是主动制造并鼓励了一场“地产泡沫”，这会在未来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2008年后，依靠信用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让中国出现了两条断层线：不断抬高的杠杆与日益降低的增长效率，以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产生这两大断层线的源头是难以动摇的“保增长的政治正确性”。在1990年代，积极的邓小平希望中国的GDP能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保守的陈云则认为6%更为合适，江泽民最后取了中间值8%，这意味着增速本身的确定并非一个科学过程，而是政治决定。
保持增长没有错，但关键是，依靠房地产业增长的方式并不利于资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配置，反而加重了实体经济的成本，扭曲了整个市场的价格，并通过房价上涨加速财富分配的不公。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中惊人的信用扩张引导资金集中流向了房地产业与基建，引起上游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扩张(这也是目前产能过剩的领域)，以及房价上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今年，为确保增长(到2020年GDP翻番的政治目标要求6.5%增速底线)，政府再一次刺激楼市，最终导致房价失控，去产能、去杠杆等改革任务半途而废，杠杆与泡沫继续肆虐。
两次饮鸩止渴式的刺激都瞄准了地产，房价暴涨让中国未来变得暗淡。2016年成为中国财富分配时间上的一条分界线：不是因为个人努力与个人价值带来的区别，仅仅因为不合理的货币政策，就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一二线城市让还没有买到房子的家庭陷入绝望，不得不节衣缩食，这将导致家庭消费水平降低、储蓄率下降，前者会拖累消费，后者会影响投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将衰退，依靠投资发展的模式也难以为继。
看上去，中国执政党并没有吸取美英贫富差距拉大的教训。长期以来，中国精英阶层口头上将日本与拉美转型失败作为前车之鉴，呼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中国不断依赖货币政策的做法，恰恰制造了资产泡沫并加大贫富差距。一个原因是，中国精英阶层并不觉得贫富差距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在北京坐满官员、学者和教授们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宣称北京、上海的房价还会继续上涨，立法机构审议房地产税时，也会遭到强烈的抵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拥有大量房产，周围的人也是如此，彼此之间关心的是谁又买了房子，或者谁的房子又升值了多少。他们一点也不关心那些拿着10万年薪(看起来已经足够高)的年轻人在北京可能永远买不起住房，尽管他们有些人的名义工资比这些年轻人还低。
中国的改革是在政府权力不受约束、公民缺乏权利的背景下展开的。改革30多年后，造成不公平的阶级分化，房价暴涨加速和巩固了这一过程。一旦经济停滞增长，穷人不再受益，刚刚形成的中产阶级就会觉得被剥夺，这个制度就会被质疑，经济问题就可能政治意识形态化。在长期繁荣中形成的乐观预期一旦熄灭，曾经被金钱至上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将会重组。脱胎于近代革命意识形态与封建社会农民“造反有理”文化的中国，可能会动荡不安。
应对两大断层线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改革。一是通过改革释放市场效率，包括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取消垄断并减少政府管制与干预、更加开放的市场、要素价格市场化、产权保护、降低税负等。只要中国通过制度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与效率，完全可以在中期内由市场来驱动较高速的增长，并为技术升级与结构调整创造时间和空间。但这项改革本质上要求政府放弃权力，从过去几年实施效果看，几乎没有进展，甚至改革向领导人所推动的相反方向倒退。
另一个方向是实现社会公正。这包括机会公正(阶层固化问题)，公共资源分配公正(教育医疗资源过度集中问题)，放弃排外的户籍制度(包括大城市)，尤其必须着眼于缩小贫富差距。仅仅提高收入(收入翻倍计划)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增强购买力，防止收入增长购买力反而加速缩水的现象。目前导致贫富差距最大的是房价，制造了有产和无产两个阶级，应该考虑以税收方式调节，避免富人囤积住房，引起房价继续上涨。另一个问题是，很多人有太多腐败或灰色收入，高收入阶层避税，而个税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
中国体制存在太多的结构性问题，决定了改革同时追求效率与公正并不矛盾，提高效率不会也不应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提高社会公正也不会牺牲效率。在中国现有环境下，任何将两者对立的说法，都是既得利益者逃避改革、拒绝利益调整的借口。
当权者不应该继续试探人民的底线。从菲律宾到美国，全球性的反建制浪潮已经出现，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让中国社会变得脆弱，“被沉默”的大多数无法释放不满。因此，中国应该逐步赋予民众更多权利和自由，这是社会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更是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需要增强市场效率，实现社会公正，同时推进可控的民主，避免垄断权力的政府与广大人民的权利需求严重脱节，出现一条政治上越来越剧烈的断层线。如果前两条断层线无法解决，破坏性的能量会全部转移到政治的断层线上，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规律，而且它正在美国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用和平的方式展示出来。
目前，特朗普当选形成了一个中美改革赛跑的局面。在中国，习近平刚刚被确立为“核心”，他有志于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三十年，在这一阶段实现国家崛起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目标，但也面临着僵化的体制。在美国，拥有参众两院多数支持的特朗普也誓言要让国家再次伟大，他要推动经济改革并捍卫美国第一的国际地位。这位善于商业谈判的地产商与脱口秀主持人观察力敏锐并敢于行动，但通过封闭美国来解决结构性问题，显然困难重重。两位领导人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国国内改革能否成功。目前，中国不应将美国收缩视为在全球扩张影响的机会，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国内阻碍经济发展的难题，才是首要任务。
美国人选择特朗普，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戳破了“美国第一”的泡沫。他提醒美国人，美国事实上千疮百孔，人们需要面对这一现实，并采取一场手术。特朗普指出这一点，并提供方案，只是他的言论备受争议，他的方案也具有民粹主义特征。中国人也应该正视自己的现实，而不是沉浸在“国家崛起”、“经济奇迹”、“中国模式”等泡沫当中。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比美国更严重，制度可靠性比美国更脆弱，更应该全国上下清楚改革的紧迫性。在具体问题上，中国应该小心自己的财政，不应继续跟随特朗普大搞基建。中国也要警惕骄傲自满，防止国际扩张导致战略性透支。
任何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危机，最终会以国际秩序崩溃与重构展现出来，并实现权力转移。几十年前，在长期“滞胀”之后，1980年代保守的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分别在美国、英国登上历史舞台，这与当前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那一场改革赛跑以苏联的崩溃落幕。苏联的教训不是改革太激进，而是渐进式改革无法推动，改革麻木，“改革已死”，最终导致各种“断层线”结构性崩裂。苏联入墓后，俄罗斯也只有休克疗法一条路可走，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中国记取。(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