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地用冷战策略让中美“鹬蚌相争”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最近去了北京，承诺要宣布菲律宾与美国“分手”，这让白宫和他自己的国防部长感到震惊。但是事情的进展并非如他所说。杜特地保持了菲美联盟的完好无缺，并且似乎与中国也达成了谅解，使得菲律宾渔民得以回到有争议的水域，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威胁要在地缘政治上重新站队，扰乱了美国对菲律宾日益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的反对。

杜特地不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当墙头草，而是设法让它们鹬蚌相争，以这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巩固他在国内的形象：一个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者，不受外国势力所左右。他做到了这一点，同时用65年前与美国签订的一纸条约来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无论杜特地自己是否知道，他遵循的策略在整个冷战期间有很多领导人采用过，即通过威胁要改变忠诚的对象来进行权力平衡。这个策略以往的使用效果说明了为什么杜特地看似鲁莽的行为却带来了这样的成果，并且可能一窥他的目的何在。

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2005年的《冷战：一段新的历史》(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一书中，将其称为“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书中记载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中等规模国家，通过暗示他们可能转到另一方的阵营，赢得了苏联和美国的让步。虽然这些威胁通常只是说说而已，但超级大国非常害怕被对方占了上风，很快就会满足这些比自己小的国家的各种念头。“苏联和美国极力试图拉拢这些国家站在自己一边，结果给这些国家提供了离开的门路。”加迪斯写道：“尾巴开始摇狗了。”

杜特地的行为让人想起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这样的人，他在冷战头几年就与莫斯科分道扬镳，宣布自己“不结盟”。美国为了奖励他，向其提供了经济援助；而苏联一心避免他加入北约，因此让他自主领导，并对他表示了尊重。最后，铁托从双方都获得了让步，还提升了自己在国内的形象–并且仍然留在共产党阵营中。他没有成为冷战的受害者，而是利用它来捞好处。

同样，杜特地也和美国保护者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从希望赢得他的中国那里获取了9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允许菲律宾渔民回到南海一些有争议水域。然后，杜特地回到了他仍然受到美国军队保护的国家。

“中国没有拉拢杜特地。杜特地在拉拢中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政治学家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在Twitter上谈到这笔交易时说。傅泰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杜特地要和华盛顿断绝关系的威胁，他“怀疑”他是否会真的那样做，确实杜特地已经回到了原路上。尽管如此，那些威胁帮助他缓解了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不与中国来往对菲律宾不利，”傅泰林说。“所以他想结束那种状态。”

冷战中还有一些领导人把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作为自己获得独立的手段，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让步。例如，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就从两边都获得过援助，并且依靠他们抵御了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军队的入侵。中国曾是最擅长这种战略的获利者之一，现在也成为了这种战略的目标。毛泽东虽然几十年来都站在苏联一边，但却自豪于能把台湾海峡上两个有争议的岛屿当作“两根指挥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跳舞的指挥棒，让他们团团转”。

这种平衡还有另一个好处：让这些领导人能够更加自由地违背庇护者的愿望。在杜特地威胁要脱离美国之前的几周里，华盛顿取消了一笔武器交易，并越来越频繁地指责他支持导致2,000人被杀的治安队员和警察暴力。现在，美国的重心转移到了维持与菲律宾的同盟上。安全分析人士怀疑，杜特地从未真地想破坏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傅泰林认为，杜特地真正想要的是中国的经济援助和美国停止就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施压。两者更多的是内政，而非外务。

加迪斯在2005年的著作中写道，领导人常会在国内政治中利用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把“反抗外部权威作为提升自己在内部合法性的一种途径”。比如，如果毛泽东完全与更强大的苏联结盟，对北京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的需求就会降低。通过傲慢地拒绝两个超级大国，他培养出了一种观念，即中国处于只有他才能平衡的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为他巩固控制提供了理由。

杜特地不是毛泽东，但他支持法外杀戮似乎属于一个更广泛的加强控制战略，包括把他自己塑造成无悔的民族主义者形象。尽管美国在菲律宾民众中颇受欢迎，但这些态度夹杂着一种因为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而导致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感觉。通过让美国感到难堪（又不会真地把他们赶走），杜特地可以纵容这种潜在的民族主义。而通过得到中国的让步，他又能表现出一副对抗两大强国的样子。

虽然杜特地得罪国家军队领导层–他们与美国联盟有着更深远的关系–的做法是在冒险，成功了就能加强他对军方的控制。美国对盟友胡来的现象并不陌生。就连60年代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统治下的法国，也屡屡在冷战期间破坏西方的统一战线。戴高乐退出北约(NATO)，在外交上承认毛泽东，并且反对英国加入新成立的欧洲机构。

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戴高乐在国力衰落(在阿尔及利亚的漫长战争处于失败的边缘)的时期培养出了法国的民族主义，巩固了自己对一个因动荡和军事政变的真实威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控制。尽管这些做法已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减少，但杜特地不会是自那以后唯一一个利用这些策略的人。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G·卢卡申科(Aleksandr G. Lukashenko)领导的威权主义政府长期和莫斯科捆绑在一起，但偶尔也会暗示愿意像缅甸那样向西方开放。作为回应，欧盟会向他做出一些让步，俄罗斯会给他提供能源补贴，而到头来，一切都不会改变。原来大国除了忍受这些小小的羞辱外几乎别无选择。莫斯科或许看穿了卢卡申科的把戏，但它实在承受不了把卢卡申科输给欧盟的可能性。

即便在戴高乐兴高采烈地辱骂美国，破坏美国领导的西欧秩序时，华盛顿依然保证着法国的安全。在1964年的一通电话中，对此感到恼火的参议员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ell)对总统林登·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说，“我们真的控制不了他们的外交政策。”根据一份官方文字记录，听上去非常疲惫的约翰逊回答说，“是的。完全控制不了。”(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